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规模之大，为几年来所未见。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十几万。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南京、天津、北平、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 也都以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也举行抗日集会，同群众一道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给予日本经济侵略以相当严重的打击。

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随着东北事态的日趋严重，学生运动的浪潮也愈益高涨。从9月末开始，许多地方的学生由分别向当地政府请愿，发展到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愤怒的学生殴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迫使蒋介石几次出面接见学生，答复质问。11 月，蒋介石表示“个人决心北上”以欺骗舆论，学生乘机发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一时间到南京敦促政府出兵的学生达2万多人。11月末，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交由国际共管，企图以承认日本占领东北来谋求对日妥协。学生闻讯后更加愤怒，立即改请愿团为示威团，又一次掀起前往南京示威的高潮。12月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压制和阻拦。

从1931年10月开始，在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其中较著名的领导人有黑龙江省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省的李杜、丁超(后于1933年1月投降日军)、王德林、冯占海，辽宁省的黄显声、唐聚五、邓铁梅等。他们多数是属于东北三省的军、警界人士。他们领导的斗争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11月，马占山统率黑龙江驻军所进行的嫩江桥抗 战，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抵抗，对东北抗日斗争一度发生重要的影响。义勇军的斗争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但这些义勇军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领导人物成分复杂，意见分歧，只奋战了一年有余。

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还在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派就在广州另外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同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分庭抗礼。 此时他们更利用全国高昂的民气，发动对蒋介石集团的猛烈攻击，一时形成颇为浓厚的倒蒋气氛。几个地方军阀也各据一方，拥兵自重。国民党反动统治陷人严重的危机之中。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院长职务，并将属于粤系的第十九路军从江西调出，卫戍京沪。这样，宁粤双方取得暂时和解，组成以孙科为首的所谓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但是，蒋介石的“下野”，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表面上不问政事，实际上仍操纵着南京政府的军事、 政治和经济大权。1932年1月中旬，汪精卫同蒋介石在杭州谈判，达成权力分配的协议，蒋介石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蒋、汪 再度实现合作。汪精卫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表示全力支持。这成了他们合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