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2）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以后，又很快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以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关注，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把上海变成它侵略中国内地的新基地。同在东北一样，日军事先制造一系列事件作为借口，接着于1932年1月28日夜发动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即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协助作战，护理伤员，捐献慰劳金和慰劳品。全国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仅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即达700余万元。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这一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第五军(张治中任军长)部分官兵，不顾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远不如日军等种种困难，发扬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坚持抵抗一个多月，取得重大战果。日本侵略军被迫三易主帅，数度增兵，结果是损伤1万余人却无法实现速战速决的迷梦。上海数十万军民同仇敌忾，齐心御侮，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事迹。

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对一二八事变提出所谓“一面抵 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实际上是要在略作抵抗之后仍然请求英、美等国出面调停，求得对日妥协。最后，中国军队在腹背受敌又无援军的情况下，不得已于3月1 日奉命放弃前线阵地，撤出上海。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代表进行谈判，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 军队不能驻扎，只能由警察接管，而日本反而可以在许多地区驻扎军队。这个屈辱的停战协定传出后，遭到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上海各团体抗日联合会等群众组织通电表示抗议，指责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在通电中反对这一协定。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加强对内部的控制和对人民的压迫。《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就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国民党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立即部署对南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并将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参加“剿共”。对许多地方的群众抗日活动，也采取措施进行压制和取缔。这样，全国性的抗日爱国运动暂时遭受了挫折。

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中国国内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民族危机的尖锐化，使城市的抗日爱国运动沸腾起来。青年学生再次发挥了先锋作用。在知识界的上层分子中，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有的人甚至对国民党进行了强烈的谴责。1931年12月，各界人士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等60余人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连续发表宣言、通电，要求“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万不宜复袭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一些本来支持或不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报刊也发生了变化。商办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甘冒风险，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当局断送东北三省，“不知尚有何颜面以对人民？”上海的《社会与教育》周刊发表文章，提醒国民党当局“不可再妄存依赖别国积极援我的虚想”，而应自己奋斗。天津的《大公报》也发表 主张抗日的评论。大公报社所办的《国闻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误国多矣”。北平的《世界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对日本的侵略实行退让，劝告蒋介石等人改变不抵抗政策，否则，“异日即起诸公之白骨而鞭之，亦何足赎罪于万一”。

事实表明，在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日本竭力用武力扩大在中国的独占范围，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革命斗争中来，民族革命的阵营将空前扩大。中国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出现了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不曾有过的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