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对华“前恭后倨”的背后（2）

从自民党内部的情况看，不同派系也把对华外交作为总裁竞选的政治筹码。安倍在党内主要竞争对手福田康夫，力推通过另建国家设施纪念战死者来解决靖国神社问题，另一竞争对手麻生太郎也表态，应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而非个人情感。某种程度上说，能否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展现灵活性，以终结中日“政冷”局面已经成为日本政治人物的“政治资产”。当时政治根基尚不牢固的安倍无法逆大势而动，调整姿态不仅能化解政治对手的攻势，还可以获取对其至关重要的政治资产。在自民党总裁角逐中，田中角荣就曾用力主中日关系正常化击败了政治对手福田赳夫。与福田赳夫的儿子福田康夫竞争，安倍更不会忽略这段历史插曲。正因为此，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安倍就开始逐步降低对华强硬姿态。

不过，与其他主张对华接触的日本首相不同，2006年安倍主动改善中日关系还带有助推日本“国家正常化”的考虑。2006年安倍访华以及2007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中日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分别写有“中方积极评价日本战后60多年一直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中方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等内容。这是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日官方正式文件中首次明确积极评价战后日本的国际贡献、提及日本的国际定位问题。这一微妙变化曾在日本政界引起一定的反响。对于日本来说，战后“和平国家”形象是推进“国家正常化”的重要资本，能否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则是“国家正常化”的关键指标。安倍能在这些问题上争取中国的认可，甚至与中国实现某种协调，其意义不言而喻。

2012年安倍再次竞选自民党总裁前，中日政治关系再次跌入低谷，所不同的是，关系冷淡的原因从靖国神社这样带有象征意义的问题，变成了更为棘手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野田佳彦执政一年时期内，日本民主党内部主张对华接触的势力逐渐被边缘化。2012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包括安倍在内的各竞选对手争相展现对华强硬立场。在这样的国内政治氛围下，安倍的对华强硬姿态不仅可以为其赢得政治支持，还可以借中日钓鱼岛对峙，为“国家正常化”当中的军力建设提供合理的外部动力。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看来，安倍正是把目前中日矛盾视为一个机会，以此来推动修宪、修订历史、重构日本的国家身份。在领土争议问题上妥协，哪怕只是承认存在争议，都会破坏这些目标的实现。

“价值观外交”玄机

从安倍两任首相任期的外交来看，虽然对华姿态大相径庭，但其对“价值观外交”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而且这一外交理念的主要针对对象就是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日本政治问题学者杰拉尔德·柯蒂斯（Gerald L.Curtis）对《南风窗》表示，安倍对“价值观外交”倾注大量精力，目的是突出中国不拥有其所认同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从而强调日本在东亚地区道义上的领导资格。如果把这一逻辑放在安倍“国家正常化”战略的大背景下看，安倍“价值观外交”的用意就更为明显了，即通过在国际上塑造中国的“另类”特征，来为重构日本的“国家身份”服务。从这一点看，安倍推行“价值观外交”的目的，与其希望中国承认日本战后“和平国家”形象是一致的。

第一次任首相期间，安倍的“价值观外交”主要体现为倡导“自由与繁荣之弧”。这一概念由时任外相麻生太郎提出，旨在加强从东南亚经中亚到中欧、东欧等与日本具有相同价值观国家之间的外交联系，构建围绕欧亚大陆的“自由与繁荣”弧形地带。2007年安倍曾向布什总统提议，建立“亚太民主联盟”，举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与印度之间的战略对话。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对此反应冷淡，称最好不要无谓地挑衅中国，建议日本专注于改善中日双边关系。不过安倍并未放弃努力，在其任期内明显加大了对印度、澳大利亚的外交投入。2007年8月访问印度期间，安倍在印度国会的演讲中强调两国共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称日印关系应该成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