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对华“前恭后倨”的背后（3）

再度出任首相后，安倍的“价值观外交”调门更高，力度也更大。2012年12月，安倍在美国媒体上撰文，提出“民主安全菱形”概念，针对中国的“海上威胁”，设想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夏威夷构成菱形防御，以捍卫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共同海洋利益。这一设想无疑是5年前“亚太民主同盟”的翻版。今年年初访问东南亚国家期间，安倍发表“东南亚外交五原则”，第一条内容为“日本要与东盟国家共同创造并扩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观”。把价值观与“安全”联系起来，显然是安倍根据东亚领土争端与美国重返亚太的新局而做出的微调。安倍新的“价值观外交”，同样是想通过在价值观上“边缘化”中国来突出日本的道义领导角色，通过塑造中国地区“威胁”形象为日本在地区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寻找理由。

对于日本的外交，柯蒂斯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思考外交政策的方式就一直没变，“与美国等其他世界大国不同，东京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不是通过界定国际议事日程、宣扬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推销自己的世界格局观来实现，而是基于既定的外部环境，做出在他们看来符合时代潮流的、务实的政策调整”。以这个逻辑来看，安倍在外交上对价值观的追求表现得比美国还积极，显然不是因为他对民主、自由的信仰更加虔诚。如何在中国崛起的大势下防止日本跌入“二流国家”行列，才是日本政治人物战略考虑的真实动因。无论是“自由与繁荣之弧”还是“民主安全菱形”，安倍的“价值观外交”本质上都是在利用“中国因素”为日本“国家正常化”创造国际空间。

对华外交的逻辑悖论

安倍前后两任首相任期内的中日关系，事实上都处于一种“扭曲”状态。一方面，安倍重视中日关系，视其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另一方面，安倍的对华外交又在不断侵蚀中日互信的基础。这种“扭曲”状态源于安倍对华外交的一系列逻辑悖论。安倍是以“政经分离”的手段来处理中日关系的，其倡导的中日“战略互惠”更像是“经济互惠”。在《致美丽国家》一书中，安倍以中日政治体制不同来证明“政冷经热”的合理性，并指责中国利用经济影响力干涉靖国神社问题。中国是日本最大的经贸伙伴，安倍不会让日本自绝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倍有着缓和中日关系的诚意，至少是不希望政治关系影响日本的经济利益。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中日关系复杂、微妙的特点决定了“政经分离”的做法不可能成为常态。

今年年初访美前，安倍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正是在他第一次任首相期间中日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这一点也是他赢得总裁选举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虽然安倍对华强硬，但他也希望再次打破中日政治僵局。自任首相以来，安倍除了在多个场合呼吁举行中日首脑会晤外，还多次派遣重量级特使赴北京。在钓鱼岛问题上，安倍的策略是主权问题上展现强硬，在建立设施或派驻人员上保持克制，企图把升级紧张局势的责任推给中国。安倍的“克制”是想给中日缓和预留空间，但钓鱼岛对峙的程度已经被拉抬到双方都难有转圜的余地。更为关键的是，安倍把改善中日关系的路径建立在“强化与周边邻国合作、遏制中国抬头”的基础上。这种对华强硬姿态与对华缓和意愿之间的悖论，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安倍不肯正视历史问题，甚至认为中国在利用日本侵华历史助长国内民族主义。与此同时，安倍又在借“中国威胁”激起日本的民族主义，利用塑造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异类”形象来重构日本的“国家身份”、为“国家正常化”寻找合法性。安倍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修正主义立场挑战的不仅仅是中国，但从中日关系角度看，安倍对华外交陷入了历史与现实交织的逻辑悖论中。中日政治和解有赖于双方在历史认识上达成默契或共识，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不可能建立在“异化”中国的基础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布拉德·格罗斯曼（Brad Glosserman）认为：“安倍必须明白，日本在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必须得到邻国的默许。如果邻国对日本的崛起持有敌意，那么日本不可能实现其目标。”

“我认为中日两国目前都在寻找打破钓鱼岛僵局的途径。”柯蒂斯对《南风窗》表示。他认为，中日双方有必要把钓鱼岛问题从潜在的危险对抗转化为长期的谈判模式。柯蒂斯认为，安倍不会一味地在外交上追求强硬，“求存”依然是目前日本外交的特征。“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确给日本和美国带来了挑战，但这些挑战可以不通过把亚洲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来应对。”对于安倍的外交，柯蒂斯在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的那篇文章中写道，意识形态不可能压过务实主义，对于日本的未来，关键的问题不是安倍以及其他日本政治领导人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是他们认为日本在他们所认识的世界上生存下来必须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