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变质，脱离人民，是苏共崩溃的重要原因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世界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有高度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坚强战斗力的第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它同苏联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并在艰难困苦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在漫长的、曲折复杂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布尔什维克以自己的献身精神和模范行动建立起与苏联人民的血肉联系，并赢得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钦佩和尊敬。然而，经过七十多年的执政岁月，它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严重地脱离了苏联人民群众，人们从失望到不满，最后，当它面临崩溃的时候，几乎是“不堪一击”，像颓危的大厦一样轰然而倒。这不能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

在苏共崩溃过程中，有几个突出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八一九”事件很少有人民群众支持。毫无疑问，“八一九”事件是苏联共产党企图结束苏联国内危机、避免苏联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但是在这个关系到苏联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却未得到苏联人民，甚至党员群众的积极响应。相反地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军队领导层的分裂，特别是空军的“不服从行动”，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军队一片混乱。在这样情况下，“救国委员会”瘫痪了。

解散共产党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但未获批准，也就销声匿迹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自惭形秽，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见机而动，打起民族主义旗帜，迎合了反共潮流，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除西方资产阶级给予他挂勋章式的颂扬之外，在苏联，广大人民群众都对他鄙视，说他是“西方的宠儿，苏联的灾难”，“他该下台，苏联都没有了，还要他干什么”！

有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光荣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苏共崩溃诸因素中影响最大的应当是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官员的蜕化变质、官僚主义和腐败成风，使党严重地脱离了苏联人民群众，完全丧失了群众基础。

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苏联学者认为：“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不仅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表现，对他们来说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是无限权力条件下的表现。”这话是有道理的。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苏联学者有一种说法：“列宁认为权力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斯大林相反，认为意识形态是权力的工具。”这种看法对斯大林是不公正的，因为斯大林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伟大的革命家，并不单纯是追求权力的。但是作为苏共在执政后党内出现的一种倾向却是正确的。事实上，苏共在苏联执政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取得巨大胜利以后，就逐步由浅入深地经历了根本性的蜕变，不是说全部，起码有相当多的党员由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追求权力的升官发财者。因为“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的人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即使是老一代的共产党人在权力的腐蚀下也会发生蜕变。如果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权力欲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二、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在苏联也有一种说法：“布尔什维克消灭了资本剥削，却没有消灭权力剥削。”什么是“权力剥削”？就是少数拥有政治特权，凭借人民赋予的权力，反过来剥削人民。据说，苏联，特别在二战以后几十年间，官员的特权有六种之多。（1）宅第权。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 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 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 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 ）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　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 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三、公仆官僚化。即官员变成高高在上，凭发号施令过日子的官僚主义者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据苏联报刊说，不仅“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开始滥用人民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在我国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我们的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其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四、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在苏联，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们不用掏一个子。”“他们同党政机关的关系比法定的资本中的控股股份还要值钱。”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当时苏联报刊揭露的涉及苏联中央政府商业部副部长贪污受贿案，以及白俄罗斯、土库曼、格鲁吉亚、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一大批党政官员贪污受贿、侵吞公款案，只不过是苏联国内营私舞弊，进行权钱交易冰山的一角。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苏联解体后，1992年，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 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

苏共的教训再一次证明这样一条真理：权力是人民赋与的并服务于人民的。作为执政党的官员如果滥用手中的权力，那就是对人民的背叛。而背叛了人民的官员或党，就会被人民所唾弃。因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是为人民的解放，为人民谋福利；而夺得了政权的党的官员，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追逐权力作为目的，去为自己谋私利，到头来，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即使像苏共这样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会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