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寻求中国改革逻辑 赶紧过河上岸（2）

其实，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尤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借鉴和学会了许多国际公认且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管理国家经济的方法和体系，20年前核算我国国民财富的方法由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转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即为一例。依照国际惯例办事一度成为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官员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曾是新闻媒体的热门词汇。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也是我们重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这种融入意味着我们必须摒弃过去无法与国际接轨的老套作法，取而代之的是按照国际惯例管理我们的经济，而国际惯例正是无数国家历经磨练总结出的一套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安排。事实表明，这样做既是大势所趋，也能够赢得最大的国家利益，而且国民的福祉也能得到改善。

暂且不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摸石头过河已经上瘾，死活不愿上岸，如果我们假定过河即到达彼岸是我们的改革目标，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抓紧时间过河呢？因为河中的各种暗礁正在阻止我们前行，而河的彼岸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许，一种新的改革逻辑是，这世上本就有桥，我们只需尽快上岸，从桥上过河即可。这里的“桥”不过是实现市场经济的工具和手段而已。

迄今，人类社会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已进行过上百年的探索和实践，早已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和作法。这些由全人类共同创造和形成的知识财富不应也不该与任何意识形态挂钩，他们应该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情形。那种过分强调中国特色，排斥和拒绝他国先进作法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因而都是不足取的。

与在河里长期不上岸比较起来，从桥上过河无疑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当然也更加大胆，需要小心细致地推进。毕竟，在河里“玩”并不是我们的长期目标，即刻上岸，斩断河中束缚我们上岸的各种羁绊，应该是一种解决办法。不过，“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都寸步难行”（第10页）。如果我们能够放弃那些过时的观念，处理好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那么，加快改革步伐仍是大有可能的。当然，改革带来的阵痛肯定是有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有短暂的痛就迟迟不动“手术”。当年，我国福利分房制度的改革不是一样有阵痛吗？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痛其实真的不算什么。更何况与10多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在物质上已经有了充足的积累，应该可以支付得起改革所需要的“手术费”。

我曾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一次学术活动上领教过其仁教授的风采。早就听说周教授学问深，课讲得好，现场一听果然名不虚传。后来我又在一次工作午餐上与其仁教授相邻而坐，席间我不时向他请教。其仁教授平实的语言，风趣幽默的谈吐，抑扬顿挫的语调，率真的性格，海阔天空的话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句话，听其仁教授“讲道理”很过瘾，很享受。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能从《改革的逻辑》中捕捉到与我一样的感受。

王军，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客座研究员。目前就职于天则经济研究所，任国际合作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