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平衡“有形”与“无形”之手 （2）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说,政府对于利率、汇率和资源价格的过多管制会引发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可以使价格更加市场化,从而提高经济效能,促进结构平衡。

“这类改革将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降低储蓄率,从而双管齐下促进私人消费,抵消近来中国投资趋缓对经济的影响,”他说。

不少海外专家注意到,最近宣布成立的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改善治理的全新尝试。依据国务院提议,上海自贸区将暂停实施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等法律规定,并探索建立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管理为辅的体制改革。

“中国政府希望它(上海自贸区)能够成为战略和金融投资者的乐土,毕竟,许多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前最大的担心便是官僚体制和过多的行政管制,”常年为亚洲公司作投资咨询的公司经理肯特·凯德说。

一些受访专家认为,金融、养老、商务服务、文娱教育、医疗保健等服务业是促进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而这些行业此前普遍受到较多管制。中国政府此次决心给市场“松绑”,将激发服务业释放巨大活力,从而拉动消费,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须审慎 求平衡

“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人们曾经这样描述行政体制改革时常遭遇的困局。新一届政府对此高度警惕,提出“该放的坚决放开到位,该管的必须管住管好”。其他国家的正反面经验也表明,处理好“干预”与“放权”的关系并非易事,协调“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寻找平衡。

“上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经济陷入滞胀,采取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虽然经济活力被激发,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管,致使金融泡沫积累并在2001年破裂,”西蒙诺夫说,“此后政府决定重新介入,在2008年后又出现过度管制的迹象,其负面效果最近几年已有显现。”

西蒙诺夫说,这种在经济管理模式上的大幅摇摆,最终伤害了阿根廷经济的可持续性。中国政府需要审慎评估政府介入市场的方式与程度,寻找一种能够更加平衡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

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韩载振博士告诉记者,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推动缺乏竞争力的金融机构进行破产重组,并利用外资推行金融体系改革,总体上较为成功,但当时政府行为过于强力,又疏于与社会沟通,造成政府与企业间的不信任,催生韩国的罢工文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难理顺。

陆瑞安说,协调“有形”和“无形”之手并没有完美的范式,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也在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出台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有人认为这将有助于金融体系和经济稳定,但也有人提出监管过度将限制金融创新。

陆瑞安说,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可能更需注重法治和利益制衡,通过充分的公众辩论,尽可能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实现利益平衡。(参与记者:叶书宏、赵燕燕、蒋旭峰、饶博、权香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