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四个“救国梦”（2）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救国梦”

毛泽东“救国梦”的第三次构想尝试被“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激发了起来。此时的毛泽东像所有激进民主主义者③一样并没有跳出空想社会主义的藩篱。

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来京。科学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思想作为西方的道理之一此时进入毛泽东的视野。在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未广泛传播，故当时中国大多数先进分子探寻的是当时盛极一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回忆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5]469毛泽东曾说实现社会主义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克鲁泡特金主义，而他赞同后者“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的方式。“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6]这种思想表现在毛泽东于1919年7月至8月发表长文《民众的大联合》之中，该文呼吁通过民众的大联合以革命手段推翻阶级统治的思想，以及他在此前后建立新民学会、创办工读新村、实行“湖南自治”等这些掺杂着自由主义色彩和改良主义倾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之中。1918年4月毛泽东等进步青年建立的新民学会规定：“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虽然学会的目的是实现毛泽东所说的“世界主义”即“社会主义”，但错把“改良主义”当做其实现途径了。会章中洋溢着资产阶级改良派别（立宪派）的“新民”思想。主张通过改善人的道德品行，提高思想觉悟，打造“好人政府”进而实现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的再造。

1919年12月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发表了《城市的新生活》一文，并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支持下很快组建了“北京工读互助团”④。毛泽东在赞赏之余详细地拟出一个建立工读新村的计划⑤，似乎想把1918年6月因事搁浅的在岳麓山一带建立工读新村的计划重新拾起，并把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1920年3月毛泽东与陈独秀、张国焘、王光祈等共同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同月还致信周士钊说想在长沙“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无奈这两个计划都没有实践过。工读互助团仅在大半年内就全部被取缔或夭折了。

虽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清晰的。但他对革命的方式的认识还不到位，对中国的国情的分析还不正确，对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还在探索。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还短暂幻想过通过发动和领导“湖南的自治运动”，并在9月6日和7日的长沙《大公报》上踌躇满志提出“湖南共和国”的设想。希望以“民主改革的方式” 建立湖南的“理想”的政府，进而“改造整个中国”。事后遭到赵恒惕追查。工读互助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这些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失败打碎了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救国梦”。

四、“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救国梦”

1919年冬毛泽东第二次来京，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此时毛泽东“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7]21-22 但毛泽东的思想也是有过短暂反复的，1920年8月初回长沙，创办文化书社⑥，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的同时领导和发动“湖南自治运动”。直到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实践证明这条道路也走不通之后，毛泽东被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性、自觉的实践性、彻底的科学性深深折服了。毛泽东才从思想和行动上真正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从此矢志不渝地信奉科学社会主义，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运动而奋斗终身。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8]毛泽东号召新民学会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1920年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2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月1日至2日，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⑦上的发言是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列主义革命道路的一篇发言。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信中表明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的决心，“共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9]1921年6月29日下午奔向上海参加一大。

此时毛泽东的言行准确无误地表明了他正构想着他的第四个“救国梦”，即新民主主义的“救国梦”。毛泽东经过探索与比较，终于找到让“救国梦”梦想成真的正确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真正的革命者接受的总是能在实践中检验为真理的“主义”，能在实践检验为真理的“主义”才能被革命者所真正接受。于是这就不难解释毛泽东在笃信马克思主义前享受了一顿思想杂烩的“盛宴”的原因和毛泽东在信仰马克思主义后还能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原因。毛泽东的四次“救国梦”正是他理论认识的由浅入深和实践检验的由伪及真的过程中形成的，遵循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