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上海自贸区是以开放促改革的又一重大创举。3月29日,李克强总理在上海与政府、企业界人士座谈,特别针对上海自贸区表达了意见:这一轮开放不是单纯地招商引资,而是改革投资体制,要找一个地区来先行先试；唯有用开放来倒逼改革,改革中存在巨大的发展红利。改革投资体制,实际上就是要改革现有的行政审批制,这种改革涉及到政府权力的调整、简政放权、利益调整,难度较大。借助开放来倒逼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审批制的改革,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当年中国能否取消进出口领域的行政审批,例如进口汽车的配额许可、机电设备的配额许可、外贸经营权的许可等审批制度,争论来争论去,莫衷一是。后来加入WTO,通过WTO协定中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以及中国入世承诺,改革乃至最终取消了外贸领域中的行政审批制,政府职能顺利转变。当时论证中国为什么要加入WTO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以开放促改革”。当前,上海自贸区作为中国一个特殊的开放区域,暂停实施涉及外资的行政审批事项,为期3年。通过制度化的对外开放的承诺,形成对国内审批制改革的倒逼实验。商务部发言人明确,在此实验期间国家将及时对试行情况进行评估,实践证明可行的,及时提出修改完善有关法律规定的建议；实践证明不宜停止实施的,将及时提出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的建议。
最后,上海自贸区将为中国建立投资监管新模式提供思路。第一,取消投资领域的审批制,并不意味着所有领域均允许外资进入。取消外资审批制与负面清单列表(不对外资开放领域)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国际投资准入的惯例。上海自贸区将哪些领域纳入外资开放的负面清单、这些负面清单效果如何将是向全国推广的重要参考,也将是未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重要依据。第二,准入后的风险管控将是未来中国投资管理的重点。除了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外,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等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还将通过反垄断审查、金融审慎监管、城市布局规划、环境和生态保护要求、劳动者权益保护、技术法规和标准等手段,构建风险防御体系及外资监管的新模式。
总之,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中国当前创新开放模式、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有益尝试,是释放管理体制改革红利的有益尝试；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政府经贸和投资管理模式创新,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奠定制度基础和提供可以推广和复制的具体模式。我们期待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实验取得丰硕成果。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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