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及其初步飞跃

[摘要]19世纪末以降，马克思之学说通过若干途径在中国传播开来。对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起点为何时这一问题，学术界莫衷一是。依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支撑要件分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界定为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则更合乎史实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共集体智慧结晶之逻辑。一大以后，因革命实践所需，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至中共二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初步飞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 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掌握了这一理论的先进的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改造中国的实践并形成切合中国实际的新的理论升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有四个支撑要件：一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三是主体和客体的联系纽带;四是前三者相互作用的成果。中共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无可置疑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重任的担当者，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客体，也就是中国化要“化”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连接二者的纽带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共九十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相应产生了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这两次“历史性飞跃”由若干个小的飞跃聚合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中共一大启程，到二大则实现了自身的初步飞跃。

一、中共一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何时开始的问题，学术界有多种观点，如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之时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之时说、中共二大召开之时说、开辟井冈山道路之时说、遵义会议召开之时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时说等。上述诸多“起点”界定自有一定道理，但也具有颇多值得商榷之处。笔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四个支撑要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之逻辑角度考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起点当属中共一大。

(一)中共一大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和“客体”两要件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这次大会最重要的功绩是宣告成立了全国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举起的第一面旗帜，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问题和主体举什么旗也即客体的问题。如胡锦涛所言，“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1]这种“先进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的社会力量”就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至少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和“客体”两要件，尽管四要件尚未齐备，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字蕴含的是一个动态过程，该过程因时间和实践的无限性而具有了不会终结之特点，故中共一大可谓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时，作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2]之论断，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中共成立之日便是中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起点。刘少奇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强调，“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1]。尔后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还讲到“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3-2]。刘少奇的这些话实际上也认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刘少奇这篇报告高度突出了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强调毛泽东思想“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3-3]上，但也强调了毛泽东思想还表现在“党的许多文献上”[3-3]，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不单单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其内还有他人的理论贡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就如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表达的，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只是中共成立以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代表[4]。由此可见，延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内高层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党的重要文件，是将1921年中共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起点的。

(二)对其他“起点”说的质疑

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之起点的其他说，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