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及其初步飞跃（3）

关于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1921年8月，陈独秀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阐释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提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8-1]，“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8-1]。陈独秀的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本原理的。1922年5月5日，陈独秀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研究马克思之学说，“不能只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8-2]。

关于中国革命的目标和应联合的对象。1921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9卷5号发文指出，要摆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蹂躏，须有列强自身内被压迫掠夺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弱小民族携手努力世界的改造并取得成功[8-3]。1922年6月，陈独秀在《东方杂志》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指出解决中国政治现实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8-4]。至此，陈独秀的视野中中国革命的目标已经指向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反帝、反封建。

鉴于中国目前遭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新认识，由陈独秀1922年6月15日起草并于两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集中共成立后至二大前夕中共早期领导人理论探索之大成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强调根据中国实际，无产阶级目前最切要的工作是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该《主张》分析认为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真的民主派，提出要同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9]。该文献及前述《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是陈独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尝试和探索，标志着陈独秀的思想实现了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先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由排斥国民党到决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大战略转变。《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基本上完成了召开中共二大的理论准备。

(二)中共二大对一大的若干超越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中共二大在诸多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飞跃，为后来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表现在：

第一，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标志着党对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中共一大未能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纲领和政策，企图循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则阐明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手段展示的革命推动力、“分两步走”先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再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目标。

第二，提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标志着党初步形成了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列宁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二大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断言：“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10]一大时，囿于对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不甚了解及对中国社会状况、革命基本问题达不成正确的共识，中共尚不具备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故一大决议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而中共二大提出“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1]的策略主张。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证明了“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第三，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从政治、理论和组织上为党的完备建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一大未拟定一个独立的党章。中共二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建党原则，制定了一个对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与活动、入党条件和手续、组织原则和纪律等都有具体明确规定的较全面的党章，为党早期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党章成为党的建设的一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