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及其初步飞跃（2）

中共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已通过若干途径在中国传播开来。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开始了。马克思之名及其学说最初由外国传教士、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等引介到中国来，引介者们并非意图用马克思之学说来改造中国，他们也没有将马克思学说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

李大钊1919年发表于《新青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标志着李大钊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体现了李大钊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研究、深刻理解和热情宣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重要篇章，“是学术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在比较完备的意义上开始在中国科学传播的真正开端”[5]。该文及李大钊其后至中共成立前的关于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言与文之思想火花，和中共成立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等人关于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关系之言与文一道，为中共成立之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航做了重要铺垫准备。

中共二大的最重要贡献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该宣言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一个硕果，但这一硕果事实上在二大召开之前的理论准备中已经开始生长。

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了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35年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党内领导地位得以确立，其后中国革命渐转危为安。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①，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6]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被美国学者施拉姆称为意在委婉地“去苏联化”的“毛泽东在 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概念[7]。综上所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井冈山道路被实践证明了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遵义会议为中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但无论把此三点中哪一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开端，都有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这一党内共识，都忽略了这三个“点”之前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都有割裂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之嫌。毛泽东思想之概念最初于1943年由王稼祥提出并逐步为党内广泛接受，至1945年中共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萌芽、发展、成熟和继续丰富的过程。就如同不能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始于1943年“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之时一样，也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其形成的某一先决条件产生或其概念的提出。

二、中共二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飞跃

中共一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但“一大”只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担当者问题和举什么旗的问题，对于如何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并未很好地解决，因此乏陈两者结合的新的理论升华。而中共二大结合中共在民主革命中拟实现目标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之长远目标，既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又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一步创造条件。中共二大以宣言的形式将此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成果上升为党的纲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飞跃。

(一)中共于成立后至二大前的理论探索

革命斗争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践的发展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机遇。中共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实际斗争，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渐深化了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知。这一时期中共理论探索贡献最大者，当属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