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城镇化进程，如何“化”农民为市民 （2）

防止“被动城镇化”“被动市民化”

主持人：失地农民市民化是个世界性问题，从西方国家来看，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社会力量在个体农民完成市民身份、职业以及心理的转变过程中，都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对我们有何启示？

李强：城镇化与市民化过程是相伴而生的。从目前状况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力量参与不足。这些社会力量包括：城乡各种居民群体、劳动群体、就业群体、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小区居民等。我国绝大多数的城镇化是政府主导、政府规划、政府动员、政府运作，而广大城乡居民往往只是被动接受城镇化。要更多地放权给城乡居民，创造多种途径，比如社区、小区居民参与规划等方式，让他们能按照自己的生活需求和居住需求推进城镇化。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防止侵害城乡居民利益的“被动城镇化”和“被动市民化”的发生。

主持人：如何更有效推进农民市民化，成都的很多社区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如发展各种社区组织，成立社会服务中心，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这些措施有利于加强新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加快对城市生活的融入速度。

徐勇：农村村落的行政管理向城市社区的居委会管理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完善的社区建设对促进农民市民化意义重大。农民市民化转变不仅是居住空间的转换，也是村落和社区参与方式、农民意识和市民意识的转变。加强社区自治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功能，为失地农民角色转换与文化适应提供公共舞台，有利于这种转变的顺利完成。

市民化过程中的文化碰撞与融合

主持人：成年人脱离自己的母体文化，离开熟悉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特别是人际关系网络，进入全新的异文化社会，面临一系列困惑、挑战、调整与适应，称为文化震荡。农民从自己熟悉的乡土文化到城市文化的转变中，必然经历文化震荡，应该设计怎样的制度安排让市民化的农民顺利度过文化震荡期？

黄进：失地农民在城市的居住方式往往采取聚居的方式，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由政府统一建设，形成了“都市中的村庄”。这种以血缘关系与乡邻关系为主的交际网络缺乏与外界的经常性交流，其固有的乡村文明难以得到城市文明的碰撞和冲击，完成市民化的农民还依然停留在生活习俗上的农民化状态。在一些失地农民聚居地，往往是社会治安不理想，犯罪事件多发地区，在聚居地附近的楼盘价格往往也会比其他地区便宜。这种无形中的居住歧视不利于农民的市民化。

朱信凯：失地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表现在不仅是失地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也不仅是失地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更重要的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转型过程。在此转型中，拥抱城市文明的同时，对优秀的乡土文明要有继承和扬弃。农民市民化，不是一股脑地把具有农民特征的东西全部抛弃，不要以为“净身出户”就能做一个合格的市民。城市的不一定都是现代文明，农村的也不一定都是闭塞保守。要顺利度过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文化震荡期，做好对优秀乡土文明的传承是一个重要条件，特别在就地市民化或就近市民化的过程中更是这样。

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至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增加了26％，城市建成区面积却增加了41％，城镇化速度远远高于农民市民化速度。农民转身易，蜕变难，四川、江苏、广东等地，就如何“化”农民为市民，都先后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实践。狂飙突进的城镇化如何“化”农民为市民，有没有规律、能不能少走弯路，市民化的关键又在什么地方？本期“时势专论”，特邀请专家进行讨论。

讨论嘉宾

李 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朱信凯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黄 进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

王付永 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