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等：回眸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传统

在由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思想史高级研修班上，王汎森（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叶文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教授）、TimothyCheek（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和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等学者就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传统展开对话。本刊摘选部分对话内容，以飨读者。

许纪霖：今天我们几位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思想史研究同行坐在一起，对话的主题是回顾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重要传统。

如今中国学术界都在提倡学术创新，在我看来，一个学科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需要尊重传统，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五四”时期，杜亚泉先生提出“接续主义”，也就是说，“新”一定要接上“旧”，接上“旧”的“新”才是创新。如果我们要讨论中国思想史的未来，首先要知道它的过去，也就是传统。这次参与对话的三位学者都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极有代表性，不仅他们自身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各自代表了一种传统。TimothyCheek教授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他的老师的老师就是本杰明·史华慈教授，是美国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权威。叶文心教授出身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里的列文森和魏斐德开创了另外一个传统。王汎森教授是余英时先生的高足，是从钱穆先生、余英时先生这个传统过来的，他在台湾还继承了“中研院”史语所的悠久传统。这三位都是三个伟大传统的当今传人，所以先请三位为我们回顾一下三种伟大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传统吧。

TimothyCheek：我谈谈哈佛和伯克利的情况。哈佛的传统，原来人们都以为是研究史料的，而伯克利就是注重理论和分析。这种认识对不对，我们还可以讨论。我想谈的中心是，就哈佛的传统而言，我最重要的印象是费正清教授。费正清在冷战的政治条件下坚持认为，中国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所希望的中国。所以他告诉美国政府和公众，不要试图把中国变成美国臆想中的中国，但是可以跟中国合作。我还记得孔飞力教授对我说过，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中国非东方化（tode-orientalizeChina），把中国变成一个主流的课题。我们过去的传统，不管是史或者论，最重要的就是冷战的条件。现在，关于中国的研究开始演变，中国不再是一个一元化的课题，是多元化的课题。

我的导师的导师们，他们师从费正清，最重要的课程就是关于清文献的研究，尤其是鸦片战争，然后就是民国时代的一些文献，这些都是史料，哈佛的传统是很注意原始史料的，而不是最注重比较学和方法论。所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的哈佛博士论文，都是主题比较多，但是理论性没有那么强。

我的导师孔飞力教授在1970年代中期返回哈佛。他教导他的学生，包括杜赞奇和卜正民在内，要在把中国非东方化与对本土经验的原初关怀之间保持平衡。孔飞力的格言是“思想是与社会经验相关联的”。他及其学生的作品，力求把处于特定历史时间中的特定中国人的社会经验“翻译”给全球的英文读者。因而哈佛传统到今天虽仍植根于文献研究，但已采取这样一种理论眼光。

许纪霖：讲到哈佛就要讲到史华慈，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联合在上海召开了纪念史华慈教授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当时来了近20位史华慈教授的学生，如今在全世界都是著名学者，包括叶文心教授。记得当时好几位都特别谈到，一开始听史华慈教授的课是比较难的，因为无论是他的讲课，还是文章，永远不会把结论明确告诉你，他总是在思考问题的不同面向：一方面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如何。开始时学生往往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什么，但一个学期下来，会不知不觉受到他思想丰富性的熏陶，不再简单地、化约式地看问题，而是能够全面、复杂地注意到人类思想的多种面向。史华慈有一年生日的时候，学生们送他一件T恤，前面印着onthehand，背面是ontheotherhand！一流的思想，一定是具有内在紧张性、又以某种方式融洽的智慧，而不是单一的、直线式的。史华慈给后人留下的正是这样丰富的思想史研究。这个传统怎么继承下去？叶文心教授是史华慈教授的博士后，她身处伯克利的传统，又将哈佛和伯克利两个传统集于一身，可以告诉我们更多这方面的经验和故事。

叶文心：从伯克利跟哈佛之间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脉络看，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受到费正清教授的影响。列文森是费正清教授的学生，魏斐德教授的大学本科是在哈佛读的，也是费正清的学生，所以从这个角度看，1960年代北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几乎大家都是哈佛的支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