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等：回眸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传统（2）

在伯克利这个环境里，通常大家认为学术上有所成就的话，必须是包括对自己的导师在内的所谓批判性的承继，比如魏斐德必须跟他的导师列文森有所不同，比如说我自然不能够模仿我的导师，走完全一样的路，否则的话，从学系专业人力分配的角度上来看，就会出现复制或重叠的现象，尤其是如果学生不如老师，不能青出于蓝，那么就成为质地欠佳的赝品，不能为其他同仁所接受。所以，在承继的过程里，必须要有一些批判性的创新。然而，老师跟学生之间，比如说魏斐德教授对列文森教授始终抱着一种非常敬仰的心情。当我以局外人的眼光来解读列文森的作品的时候，魏教授常常表示呵护他的原意。老师们有时会感慨，做老师的命运就是被自己的下一辈所超越。从教学角度上来说，教学成功的意思究竟是在你学生的身上复制你的学术，还是让学生们能够充分发挥出一套受到你的启发、可是跟你走的方向不一样的东西？这是我在伯克利所体会到的一个问题。这种批判性的创新在西方一流大学之中为什么时时运作，却同时跟一种正面的、相互支持鼓励的学术氛围并行不驳？我在伯克利所体会到的答案，就是师生之间真正的相互尊重，是建立在对彼此学术工作的认真理解与阅读之中，以及共同的对学术成果的诚信。所以批判性的创新并不是把前人或者老师当作权威来打倒，把自己建构成新时代的新山头，而是透过思辨反省，认真对传统作建设性的正面承继，同时在日新又新的环境中，赋予传统新的生命。在这样的对话语境之中，老师与学生成为同行兼朋友，相互勉励，共同切磋，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许纪霖：我一直想做一个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世代更替的研究，过去曾经拟过一个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提纲，我曾应邀到日本爱知大学开会，作过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三代人的报告，我发现，在中国一部分年轻学者身上有一种很有趣的“弑父情结”，他们对自己的老师一辈，颇有超越之心，似乎只能打倒了老师一代，自己在学术上才能长大成人。但他们对老师的老师--爷爷那一代，即民国那一代学人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因此，民国在大陆，如今成为一段不断在演绎的历史传奇神话。台湾“中研院”的史语所，延续的正是民国的香火，我们不妨听听王汎森教授的故事。

王汎森：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里面谈“交代参差”最重要的就是从世代交替的角度出发讲到祖父跟孙子的事情--孙子跟祖父亲近，与父亲之间则有紧张性。中国古代祖宗牌位的排列，也就是《周礼》、《礼记》中所说的“昭穆制度”，就是隔代成组。一般人都是看费孝通写的《乡土中国》，而我认为他的《生育制度》很有理论深度。费孝通在那里面对父亲与儿子这两个角色有一个描述，各位可以去看看。

我觉得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系谱中首先要提胡适。胡适早年以先秦哲学史享大名，可是后来他逐渐放弃“哲学史”的想法，改趋“思想史”，在这个方面写了不少文章，很有影响。

另外最重要的是钱穆先生。我跟钱先生见过几次面，是他晚年在家里讲课的时候，但是并不认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抽纸烟是不断的，这个后来我在余英时老师身上也看到了。

关于钱穆先生我就记得两件事情，那时候他正在讲老子，讲到孔子周游列国不必带护照，以此批评今天列国林立下的不便，这是第一个；第二，那时候中南美洲有一个国家元首来台湾，在机场有军乐及仪队欢迎，他说古代没有人带着一支狼犬去欢迎客人的--他认为带着军乐队及仪队，等于带着狼犬欢迎客人。这两件事我印象比较深，其他印象都是读他的著作得来的。我觉得他最初写学术史还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最大，现在仔细想想，我觉得他会去写整部思想史、学术史，主要还是受梁启超影响。因为在此之前，钱先生写的大部分还是其他的题目。

梁启超的书写方式，当然受到日本的影响。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深受梁启超影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到人物跟他的思想，也讲师承关系和影响，处理的方式比较是个别人物式的。反倒是后来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丛论》里的那些论文非常反映他自己的风格。那里面有很多论文比较通贯，展现的风格不完全一样，尤其是那几篇讨论中古世家大族跟学术的关系、论禅宗与理学、讨论理学与艺术等许多文章。钱穆先生的著作非常多，他的特色是基本上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里面来谈这些东西。

接着是余英时先生。除了钱穆之外，余英时先生还受胡适跟杨联陞先生的影响，当然我个人觉得钱穆先生的影响最大。我的直觉是余先生早期可能对胡适有一点批评。

许纪霖：后来余英时先生写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评价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