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国的怀旧是一种反思的态度

[导读]“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这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在口述史《上学记》谈到民国时期西南联大为何能在战争年代，创造出人文和科学的奇迹时语重心长地概括的一句话。近些年来，民国范儿、民国热成为一种风靡出版界和读书界的热潮，世人对现实文化状况的忧虑和不满，都被寄托在对于民国文化浓墨重彩的怀旧之中。而1949年前，国立、省立等公立大学，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三足鼎立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的多元学术文化和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成为今人念兹在兹的话题。最近，研究民国文化和教育史的权威学者叶文心访问上海，而其1990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的以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与政治、社会、文化之关系为研究课题的博士论文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疏离的学院：中华民国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去年翻译成中文出版（题名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我趁机就民国时期的大学、文化与青年学生心态等话题专访了她。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叶文心，是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院首位亚裔院长，也是创院30多年来的首位女性院长。其自身家族史也颇不平凡：外曾祖父是近代思想家严复，父亲是“中央社”首任台湾特派员叶明勋，母亲是小说家华严（严停云）。三十多年前，叶文心选择以民国大学史为题做博士论文研究，也是因为父母的缘故，“我对民国时期校园文化和政治的模糊意念，在某些方面来自童年时期母亲教我唱的歌。我父母都成长于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父亲是福建协和大学的，母亲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我对他们这一代人从哪儿来这个问题很好奇，总想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可以说，叶文心的民国大学史研究，除了学术的公义之外，也是传承家族记忆的一种独特方式。　　

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这虽然是一本“老书”，但在此时此刻的大陆出版中译本，却正逢其时，可以为当下的民国文化热和民国大学热增添来自历史学的厚实分量。在专访结束时，叶文心优雅而专注地谈及其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是研究晚清以后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教育史，在政治文化与经济社会的脉络里来呈现中国新式教育的百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