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等：回眸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传统（3）

王汎森：余先生在到哈佛之前，好像对胡适有过一点批评，但是后来对胡适非常肯定。所以我觉得他不只是受钱穆影响。钱先生跟余先生有一个大不同，余先生受近代西方学问直接的熏陶很深。其实余先生最早的几本书写的都是西方，他在香港做学生的时候写过六本书，讨论的都是西方，尤其是自由、平等方面的问题。后来，余先生在美国几十年，更是浸淫于西方思想学术大海中。

其实钱穆先生也读过很多西方古典的译本。台北市立图书馆曾经有个展览，把钱先生读西方的书的笔记全部拿出来展。很可惜，我没有把那些书名稍微记一下，或者是拍几张照片。但是我留下印象很深的是，黑格尔的书他读了很多，包括《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等。总之，钱穆先生其实也读过很多西方的学术著作，但毕竟不是像余先生那样大量而直接地接触西方的历史、思想方面的著作，这是他们两代的不同之处。余先生特别具有现代学问的问题意识，虽然他很受钱先生的影响，但已经和钱先生有很大不同。

至于史语所，则又与前述不太一样。傅斯年先生原来不大重视思想史，他后来写《性命古训辨证》，可以视为他兼重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步骤。当然，他著作里常多少会牵扯到思想的问题，但是比较大规模、比较长篇地处理思想史的问题，我觉得是《性命古训辨证》。这个问题有阮元的《性命古训》在前，所以《性命古训辨证》有乾嘉考据的背景在里面。史语所早期最大量的藏书就是乾嘉考据的书，乾嘉学术的书几乎无不备，所以傅先生对乾嘉学术的书当然非常熟。《性命古训辨证》有乾嘉的源头，但是他已经加上很多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新出文物等元素。傅先生在后期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了。1947-1948年傅斯年先生到美国养病，夏鼐以副研究员代理所长，而且以副研究员代理傅斯年出席“中研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夏鼐日记》里写了很多我以前不曾注意的东西。他提到抗战期间，傅斯年在李庄的时候，曾经在史语所的讲论会上讲宋明理学的问题，这个非常特别。因为傅斯年原来不大讲，虽然他其实相当了解。可是到抗战后期，他有一点转向，转向重视意义和价值方面的问题。他曾对夏鼐说过，正续《皇清经解》将来会被超越，但像张伯行《正谊堂丛书》之类讲理学和体验的东西会久存。

史语所刚到台湾的时候，当时黄彰健先生的研究跟思想史比较接近。当然史语所在早期，像王明研究道教的那些，像逯钦立研究陶渊明，都有思想史的意味。黄先生曾讲，史语所刚到台湾时，他有一次要在讲论会上报告明代理学的问题时，心里惴惴不安，但是傅斯年跟他说，你可以讲。这个代表傅斯年后期的一个很重要的趋向。后来他在台大校长任内规定大二学生要读《孟子》，本身也有很重要的意涵。当然，史语所思想史的发展主要还是在余英时先生的学生这一辈，包括现在的所长黄进兴、陈弱水、我等等，才有专门研究思想史的人，所以大概是分三个时代。当然并不表示之前的研究不牵涉思想的议题，比如张政烺虽然不以此为主，可是他有很多文章也接触到古代的思想问题。

许纪霖：对一些大思想家来说，他们的思想总是有变与不变的两个层面。从傅斯年先生身上可以看到，他早年的一些思想到了后来有所变化，但是他身上也总是有些不变。无论是钱穆、傅斯年还是余英时先生，他们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时候，背后有很好的西学渊源。我特别喜欢读钱穆先生的著作，虽然他很少谈西学，但是我感觉到他对西学是不陌生的。他经常将中国与西方比较，将秦汉帝国与古罗马帝国比较，他们没有将中学与西学分为两极，而是融会贯通了的。你越是对“他者”有了解，就越是对中国的历史与思想的独特性与中西的共通性有深刻的体认。史华慈教授早年研究的是欧洲思想史，他本科论文研究的是法国的帕斯卡，后来由于偶然的机会再转到研究中国的哲学和思想。张灏先生常说，美国把史华慈低估了，只认为他是中国问题专家，事实上他是一个跨越不同文明的大思想家，做的是比较文明的工作。许多学者着重研究的是中西方的差异，但史华慈教授却认为，不同的民族所面临的困境是相似的，只是解决的方式有别。不同文明之间的关怀是相通的。相通而不相同，这就形成了对话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中研究中国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前辈也留下了好的传统。比如列文森，被称为莫扎特式的思想家，思想的声部非常丰富，至今而言，依然是我们思想史研究重新思考的出发点之一。魏斐德教授的唯一一部思想史研究著作《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里有许多重要的思考，也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叶文心：他们俩教书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不限定学生选题的范围，也不预做假设，他们跟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谈话，充分理解学生的兴趣、长处以及希望能够表述的一些思想。伯克利历史系有40多位教授，而论文指导委员会通常由3位教授组成，其中只有两位可以是历史系的，第三位必须从历史系之外找，学生们作研究生，多半其实是无法对历史系全系、或者其他相关科系的老师们在学术特色上有充分的掌握的，所以有时候如何找老师，也需要一些建议。列文森和魏斐德的横向的知识面非常广，当他们明白了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给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通常能够从侧面辅佐你的论文，或者能够从比较的角度，刺激你的思路的发展。对他们来说，学术上的传承意义绝对不在于复制。当学生们拿了论文草稿给他们看，他们有兴趣的往往是学生们告诉了他们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或者是学生们挑战了前人的一些惯性的想法，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前人曾经提过的问题。

魏斐德教授60大寿的时候，他已经教了30年的书，30年来的毕业生凑在一起，大家讨论有没有伯克利学派这回事。大家的结论是，如果有伯克利学派的话，这个学派的特质可能是兼容并包，从不同的角度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辨。而所谓伯克利学派，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结论？这个答案是没有。所以，所谓学术的传承，有时候是一种精神，有时候是一种思想或者是一种知识层面的实践，传承的承载，可以是一种在知识实践过程中所建构成的研究与学习的文化。总之，传承的着眼点在于风格，不在内容。

许纪霖：您讲到伯克利学派的兼容并包，魏斐德教授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非常大气，有气魄。他本来想从事航海是吗？

叶文心：他善于航海。他小时候见过海明威，对海明威非常佩服，所以他对航海，对《老人与海》的这种境界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的父亲是作家，他小的时候，就有所谓对他者的感受，在他回美国读哈佛大学之前，有很长时间都居住在法国、西班牙、中美洲等等其他国家，他对于在外国人眼光之中反观自己的这种经验很丰富，感受也很深刻。这些感受，他在一篇叫作《航程》的文章里，有过描述。他的著作《洪业》里，多尔衮为什么看起来比史可法更伟大呢？显然就是因为多尔衮有跨越异质文化的能力，多尔衮是一个能够从自身、同时也从他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并来进行调试的人。而史可法相形之下就是一个读圣贤书、一以贯之的实践者，不是一个范式的重组者。

许纪霖：魏斐德那种大海的度量，有一件事特别能体现出来。那年何伟亚的《怀柔远人》获颁列文森奖，后来引起很大的争论。批评者认为魏斐德主持的评委会被后现代史学俘虏了。但这恰恰体现了伯克利的兼容并包。伯克利就有这样的海量，容得下前卫、先锋和后现代。

无论是做思想史研究，还是别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承继某一“家法”，同时又博取众长。在传统的基础上，才会有所谓的学术创新。到了一定层次的学子们，一定要有这份学术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