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基础设施投资如何超越凯恩斯（2）

2001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对非洲投资大多投向了电力、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运输领域。根据数据显示，对电力的投资额占了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50%，但在投资项目个数上只占30%，意味着这些电力项目的规模巨大。由于非洲电力的稀缺，这些已建成的项目对于非洲经济发展的意义也是不可估量的。

3）投资于解除瓶颈的基础设施，可以带来较高的社会和经济收益，同时促进对发达国家资本品的需求，在长期内扩大就业、减少贫困。实证研究已证明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Aschauer(1989)发现公共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是美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他估测基础设施资本每年的边际生产率可高达100%。在1983-1992年间，世界银行投资的项目的平均经济收益率在电力项目中为11%，公路建设项目为29%。实证研究发现，少数国家极度缺乏发电设备和公路，对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将带来丰厚的收益。

此外，当我们回顾马歇尔计划时，注意到它并没有局限于基础设施的重建，或与产业结构和国际贸易相脱离。整个计划只花费了130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GDP的1.1%。马歇尔计划都未曾将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生产和贸易相分离，为什么现在我们却要自我禁锢于基础设施建设呢？

我们的新观点是：将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城市发展、生态工业园规划以及结构转型相结合，从而创造就业、收入、增长和减少贫困，使得环境更可持续，并使基础设施建设在财务上切实可行。

我们建议，建立“全球结构转型基金”(GSTF)，将会吸引来自于官方发展融资（OOF）、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退休基金等，在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的同时，将现有城市改造为绿色城市，以及建立新的环保产业集群来加大对绿色科技的利用。除了发达国家的资金外，这也将吸引诸如巴西、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海外投资，并将它们的过剩产能转移到对这些产能有需求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它也有助于这些国家国内经济的再平衡和产业升级，使必要的产业重组不那么痛苦。全球结构转型资金是一项过桥资金，可通过分散投资、基础设施贷款证券化、将低流动性资产转化为高流动性资产等创新方式减低风险，保持一个（扣除风险后）正的、高于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

结论

投资于能够提高生产力的基础设施项目，对创造国内外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在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它不仅能拉动目前的经济增长，创造急需的就业机会，还能提高未来的竞争力。对于发展中国家，在促进经济转型、使业务不受电力短缺的影响而正常运行、实现自由沟通、扩大市场，最终提升技术水平方面，它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对公共还是私营部门，为避免高收入国家长期处于高失业低增长的“新常态”而提出的基础设施投资倡议，都不失为一个双赢的举措。

具体而言，我们建议设立全球结构转型基金(GSTF)，以动员从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基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权财富基金，到公共养老基金的官方实体，以及私营部门的大量储蓄。本基金的设计特别能吸引非传统的官方投资者，他们不仅拥有过剩的储蓄，而且在相关行业拥有过剩的产能。面对结构性改革的需求，部分新兴经济体产能过剩的企业，可能被迫歇业。该基金可以帮助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这些产业转移到有需要的地方。

全球性基础设施投资倡议，不仅能够填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它也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对发达国家而言，它可以促进出口、降低失业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可以减少贫困、促进增长。现在该是时候开展务实计划，将这些理念付之实施，建设所需的公路、港口、铁路、电厂，以促进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经济繁荣，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