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在执政的后几年将最大限度实现德国的利益带入对华外交的正统位置,也在逐渐改造德国社会的总体对华心态。德国的亚洲外交因此像它的制造业一样更加务实,告别了围绕价值观的华丽表演。
当然,默克尔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实力发生作用的结果。随着相互依存的加深和利益关联度加大,任何加诸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在现实中的成本都越来越高,其遭遇碰壁的疼痛感也越来越强烈。这是促使默克尔大幅度调整对华战略的最大塑造力。
中德关系这些年的戏剧性曲线证明,国家实力的相对变化和政治领导人对共同利益的清醒认识,是推动中欧关系从捆绑在价值观上的过山车式外交,转向平稳、宽阔的混合动力驱动的主要动因。欧洲社会对华态度的不稳定因素多,驾驭这些因素既是实力行为,也是外交艺术。
欧洲的对华态度仍有可能“局部出轨”,中国已经拥有很强的矫正力,但中欧关系需要持久的典范,需要欧洲社会对“价值观外交”极端化的更多思考和警醒,从而在双方仍存在价值观分歧的同时,形成相互尊重的强大习惯。
中德关系证明了西方世界同中国和平共处并实现高强度互利合作的现实性,这种合作在德国内部制造的利益链逐渐固化,并且一定程度上成为德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然而中国不要高估中德关系对西方人的示范效应,我们仍需要就中国的真实吸引力保持冷静。
当下中国是一块特殊的磁铁。背离中国的引力并不容易,但让中国的引力成为主导性力量似乎更难。保持并扩大中国的吸引力是一份持久、艰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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