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权势、情面与真理

对真理的认识常常会出现许多曲折。人类一直以来在探究，究竟是什么堵住了人认识真理之门？仅就主观而言，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总要受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个别之中，不乏有慑于权势，或是碍于情面。中国人对这方面的体会是深刻的。

许多人还会记得，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在“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浮夸风愈演愈烈，亩产小麦几万斤、十几万斤的说法，不绝于耳。那是个激情战胜了常识的年代。对这些高产“卫星”，即便是科学家、知识分子，也难免不幸，没有保留住自己心中那块圣洁的自留地。报纸上是连篇累牍地关于亩产小麦130434斤10两4钱的数字。常识为什么能被激情战胜？理性为什么可以在瞬间化为乌有？这是因为，这种谎言已经带上了一种权势的光环，造成了一种近乎是咄咄逼人的气氛。

权势之所以会成为人们分辨真假、认识真理途中的一个拦路虎，实际上，这是权力本身在起作用。权势作为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震慑力量，以维护权力所有者的所谓“情面”。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的现象：明知道是领导说的不对，可是决不能说破真相。人们为了不得罪领导，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只好顾了情面而牺牲真理了。权威面前，真理尽失！

时代前进了，当年的那种浮夸风，人民群众早已感到厌烦，大多数人已经不再那么轻信了；但是，如果仔细研究我们所置身的社会生活，还会痛切地感到，在判断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上，不少人那种慑于权势的遗风，却仍然存在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生活中的权势之风与社会生活中那些消极的人情之风相结合，无形中阻碍了人们认识真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我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些深深刺痛我们的“假”、“伪”恶习。许多事实证明，这样的文化氛围，对于人们保持正直的心态、表现出真实的思想境界，是一些很难跳过去的障碍。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每个人是通过对自己的错误的深刻认识、并且真诚公开地改正错误，才不断走向真理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地提高了自己的文明层次。人类文明进步历史中的大量事实说明，这样的过程，无论是对于一个民族，对于一个政党，还是对于个人，都尽然。

不过须知，在许多情况下，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公开地承认和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在改正错误，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相反地，对于一些人来说，忏悔罪责、检讨错误，是一件相当沉重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会失掉面子，特别是对于某些当权者，这样的检讨或者忏悔举动，很可能是他们的一种政治利益的损失——失去了势力，降低了威信。掌权者是不会犯错误的，他们要保持一贯的正确。但是，恰恰是只有这些坦白的忏悔行动本身，才能说明犯错误者正在抛弃错误，而勇敢地走向真理。某种意义上，这是检验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和民族对社会和历史究竟保持一种什么态度的一把标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如果回顾一下1970年12月7日，面对着全世界，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墓前惊人一跪的事情，也许会得到启发。德国领导人一直在对德国历史上的罪责公开忏悔，人们已经看到，这件事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耻辱，反而得到的是世界的尊敬。因为，他们要以此向世界表明德国人与法西斯主义的彻底决裂。

我们将会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抛弃权势，打破情面，公开忏悔，直面真理的这种举动，其价值已经超出了事情的本身，具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我们正在甩掉旧文化中虚假的历史包袱，向着一种新的文明前进，这种新文明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精神。正是这种新文明在荡涤人们灵魂深处的那些污泥浊水，使我们能够直面世界，对走向真理充满勇气。（作者为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