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撤退苏联专家是另一个对双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事件。苏联专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的每个部委都有苏联顾问组,由总顾问领导。总顾问通常是由在苏联最有权威的人担任,往往是副部长或部务会议成员。在中国工厂里,仿照苏联的做法,都建立了工程师室和科研所,其中也有苏联专家工作。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逐渐增加。苏联专家受到中国同志的充分信任。苏联专家手中的小红本(身份证)实际上成为去任何单位的通行证。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类似笑话的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记得他们是从鞍钢来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们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他们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毛泽东最后接见了他们。后来我是从中国人那里知道此事的。当我找到这些专家谈话时,他们回答说:“怎么也未料到毛亲自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彼此间的信任程度。1950年,根据中国同志的提议,我有时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1951年我奉召回国,向斯大林汇报苏中合作协议执行的情况。在谈话中,斯大林对我说:看来,你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因为“这会使中国人难堪,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敏感的”。回到北京以后,我未再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但中国同志还是继续发给我政府会议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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