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中国经济转型趋势与改革重点

我国未来5～10年经济转型与改革三大趋势。

走向消费大国趋势：初步分析表明，只要消费需求能够有效释放出来，就有可能支撑未来10年7%左右的中速增长。为此，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发展的重点。

推进人口城镇化趋势：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是我国未来几年发展的最大潜力，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

开放型服务业加快发展趋势：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出路在于发展开放型服务业。

未来改革三大重点：一是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包括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二是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其中应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协调利益关系的重大任务；三是以着力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为重点的改革攻坚。未来几年，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能不能取得重要突破，决定性因素在于政府的转型改革。

把握我国未来5～10年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大趋势，有三个问题很重要：首先，要对未来5～10年我国新的战略机遇有客观的估计。扩大内需，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是最重要的战略机遇。这既对我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又对世界经济再平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次，把握新的战略机遇，核心是经济转型的实质性进展。从投资主导型转变为消费拉动型、创新驱动型，既是经济转型的重大课题，又是把握战略机遇的关键所在。就是说，破题经济转型，才能释放发展潜力。再次，转型与改革高度融合，改革不突破，经济转型就难以破题。我国的改革又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关键点。

经济转型的三大趋势

未来几年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总的判断是：在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特定背景下，能否在转型与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并由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决定着2020年我国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决定着我国未来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

1，走向消费大国的大趋势

面对外部市场的变化，我们需要有个客观估计，即外部市场尤其欧美市场的萎缩将是个中长期的趋势。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内需、尤其是13亿人潜在的消费需求释放是最重要的战略机遇。我从2008年开始提出，我国需要从投资大国走向消费大国。到现在，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用10～15年的时间使我国成为一个消费大国。

（1）我国的内需规模究竟有多大？

总体估计，我国消费潜力巨大。初步测算表明，到2016年，我国消费需求规模有可能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我国可望释放的潜在消费需求规模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人民币。考虑到消费引致的投资需求，我国的内需总规模有可能接近百万亿元人民币。

——消费规模增长潜力巨大。商务部公布的《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预测，相比2010年，到2015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从15.7万亿元上升到30万亿元，以年均增长3万亿的规模扩张。

——消费主体将不断扩大。我国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十分引人注目，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亮点。这个潜力的释放，将对未来5～10年扩大内需战略产生决定性影响。

——投资需求潜力巨大。以文化产业投资需求为例，要实现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由目前占GDP的3%上升至2015年的5%、2020年8%的目标，需要大量的投资。按GDP年均7.5%增速、投资产出系数1.44计算，到2015年，我国文化产业需要投资2.22万亿，2020年需要投资5.01万亿。未来5年需要累计投资7.58万亿，未来10年需要累计投资20万亿左右。

（2）全社会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哪些重大变化？

总的概括是，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全社会消费需求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主要是：生存型消费需求减少，发展型消费需求增多；物质型消费需求减少，服务型消费需求增多；一般私人产品短缺矛盾减少，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矛盾增多。我国开始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释放是一个大趋势。由此，我们需要适应这样一个大趋势推动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3）扩大内需能否支撑未来10年7%左右的中速增长？

——我国开始进入中速增长的新阶段。我国经济正面临增长明显下滑的现实风险。在长达30余年9.9%的高速增长成为历史后，未来10年经济增长前景如何，能否继续保持7%左右的中速增长，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话题。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初步测算表明，消费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将增长0.7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估算消费需求释放不同情景下的经济增长前景：若2012～2020年城乡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速为7.66%～8.92%，由此推算同期经济年均实际增速可能会达到7.07%～7.96%。这表明，随着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未来10年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条件、有可能的。

总的判断是，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与其他国家不同，未来10年我国仍处于上升的通道，关键在于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这个突出优势。初步的分析表明，只要消费需求能够有效释放出来，就有可能支撑未来10年7%左右的中速增长。为此，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发展的重点；既是发展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又是改革面临着的重大挑战。

　2，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大趋势

总的来说，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是我国未来几年发展的最大潜力。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1）我国城镇化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一般来说，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率在65％左右。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2012年城镇化率为52.6％，而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5.2％。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10～15个百分点，这种滞后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空间。

——人口城镇化空间巨大。2012年，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2%，远低于2011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每年就有可能提高1.5～2个百分点。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就有可能接近2011年世界平均水平；到203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65%～70%的峰值，基本实现人口城镇化。就是说，未来20年左右，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有望实现倍增。

（2）为什么说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未来10年发展的最大潜力？

——城镇化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城镇化对服务业发展提出现实需求。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集聚、生产方式的变革、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带来庞大的生活性服务需求；城市发展要素的配置，社会分工的细化，不同产业的衔接，也会带来庞大的生产性服务需求。

——以人口城镇化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增加。由于工业收益与服务业收益远高于农业收益，发达国家历史上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主要源于人口城镇化及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从我国城镇化的历史来看，城市扩张和城镇人口增长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关键在于能不能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

从实践分析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走了一条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点的城镇化道路。传统城镇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促进公平可持续发展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根本目标。未来5～10年，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质量，重在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人的城镇化。

未来5～8年，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扩大内需，以制度创新为重点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总的建议是，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5年左右时间，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用8年左右时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3，开放型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出路在于发展开放型服务业。估计未来5～10年，我国的开放型服务业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

（1）服务业增长空间巨大。

——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世界平均水平达到70.9%。2011年我国服务业比重仅为43.4%，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近30个百分点，比某些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应当说，未来几年，我国的服务业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服务业处于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达到50%以后是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服务业是工业产值的3倍，德国是2.68倍，我国仅有0.98倍。应当说，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是服务业大发展的重要阶段。

（2）服务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明显提升。未来5～8年，通过加快服务业发展，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不仅能缓解当前的产能过剩，为发展现代制造业提供条件，也为保持我国中速增长提供重要的产业支撑。

——服务业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大力发展服务业为城镇化进程中转移大量劳动力提供重要条件。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和就业比重大多在70%～80%，而我国服务业比重仅有43%，就业比重只有36%，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很大。如果城镇化在未来继续保持较快速度,未来10年，服务业比重有望达到60%左右，服务业就业占比达到50%以上，由此将增加约1.2亿个左右的就业岗位。

（3）服务业发展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

从总体上看，有利于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远未形成，还面临金融、土地、税收、行政审批、价格等多种制度障碍。未来8年，基本形成服务型经济体系，关键是加快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与体制创新。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在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扩大开放试点的同时，调整服务业用地政策，创新服务业政策体系，最大限度地为服务业发展“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