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中国经济转型趋势与改革重点（2）

转型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

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

未来几年改革面临三大选择：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改革重在形成拉动消费支撑中速增长的体制机制；社会转型处于临界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

1,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

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关键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最大红利，形成以拉动消费支撑7%左右中速增长的体制格局。

（1）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深化价格改革。当前，是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一个较好时机。建议1～2年内，全面推进成品油、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全面实行水电气梯级价格制度；加快资源税改革。2～3年内，建立完善的碳源碳汇监测与调控机制，逐步扩大碳交易范围，适时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体制；全面开展排污权交易。

（2）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第一，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金融资源。第二，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第三，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多种形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拓展人民币使用的地域范围；推进在岸市场开放与离岸市场培育，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3）以放开市场、引入竞争为重点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建议未来2～3年内，在铁路、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领域，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竞争性的领域对民间资本全面放开；自然垄断的领域吸纳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对城市公用事业，尽快健全特许经营制度，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对食盐等政企分开滞后的领域，在加快政企分开、实行管办分离的基础上对民间资本放开。建议开征垄断利润调节税。

（4）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这些年来，国有资本在做大总量上功不可没，但随着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凸显，国有资本配置应当调整。

——从全局出发，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关键在于国有资本的投资范围和领域的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应当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医疗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

——国有资本应当逐步提高收租分红的比重。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40%。相比而言，央企上缴红利明显偏低。对短期内难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逐步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建立常态化的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争取“十二五”末期不低于30%。

——以国有资本的部分股权补充养老基金缺口。在公共产品短缺的背景下，国有资本在全局中发挥了作用，除了在国民经济重要领域保持控制地位以外，更重要的是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要有所作为，由此对国有资本的配置进行战略性的调整。

（5）加快农地物权化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物权还是债权，到现在还有各种争论。我一直主张，在严格农地性质的前提下，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一种物权，受物权法的保护。在这个大前提下，农村的土地流转才有制度性保障。

2，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

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

（1）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协调利益关系的重大任务。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太低，不仅是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社会转型的关键性因素。

——推进城镇化、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重要条件。如果能把每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由此，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有可能达到40%，中等收入群体从3亿扩大到6亿左右。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对我国消费的拉动，还是加快社会转型、化解社会矛盾、形成合理社会结构都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在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的情况下，社会结构不合理，社会风险很难解决。

（2）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确立了很好的原则，需要进一步具体破题。

——推动建立工资协商谈判机制，形成劳动者报酬正常增长的保障机制。

——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实质性降低工薪阶层税负。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收入分配透明度。

（3）以制度统一为重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在我看来，应当以制度统一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进程。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

——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

——改变负福利现象。比如，穷人和富人在医疗支付上都有一个个人支付的比例，虽然支付的比例相同，但个人支付占个人收入的比重有很大差异。因病致穷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4）按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涉及中央地方关系，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可以看到，城镇化过程中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非常重要。我前一段时间去德国考察时了解到，德国60%的企业和80%的人口在中小城镇，不仅有其文化因素，更要看到其公共资源配置的因素。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同以及区域的一些特点，是引起差别因素的主要方面。要加快中小城镇的发展，需要公共资源配置跟上发展的步伐。

——推进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型。

——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尽快形成公共财政基本格局。

——建立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

3，以着力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为重点的改革攻坚

腐败现象产生原因更多的与增长方式相关联，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体制机制性腐败。总体判断：一是治理转型到了有效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的关键点；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们的思路性建议是：加快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以权力公开透明为重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3～5年的努力，实现权力运行规范化、公开化，走出一条权力约束权力与社会监督权力有机结合、有效抑制腐败的新路子。

未来几年，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能不能取得重要突破，决定性因素在于政府的转型改革。如果政府转型改革不彻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很难理顺。所以说，政府转型仍是全面改革的重点和关键。以推动政府合理放权、分权、限权为主线，尽快形成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对我国未来几年的转型与改革具有决定性影响。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