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定包含福利保险
从实际操作落实上来看，要保证福利分配上的一致，可能性几乎为零，特别是像国有企业等一些用人单位，其在编正式员工享受的包括补充公积金在内福利待遇是很高的，如果实现正式工与派遣员工福利分配上的一致，所需的费用必将远远超过其能承担的范围。
然而《劳动合同法》又规定用人单位在生产过程中支付给劳动者的全部报酬包括三部分：一是货币工资，用人单位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各种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二是实物报酬，即用人单位以免费或低于成本价提供给劳动者的各种物品和服务等；三是社会保险，指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直接向政府和保险部门支付的失业、养老、人身、医疗、家庭财产等保险金。可见保险、福利等待遇包含在“同酬”的范畴之内，然而目前的法律解释却认为同酬不包含同保险同福利，可见同工同酬未成真，法规之间先打架。
现在国内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主要集中在两种人身上，一种就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在编职工、临时工同工不同酬，还有一类就是劳动派遣工和企业的正式职工同工不同酬。在我国政府机关福利项目设置权限缺乏统一规制的背景下，多数政府机关至少设有七八项福利性补贴。很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正式员工，除了工资之外，还享受很多福利，比如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以及各种补贴等。
同工同酬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劳动者权益，但是我们认为，仅仅规定“同工同酬”实际上并没有彻底解决平等待遇的问题，因此，应当在“劳动报酬”之外，增加同等其他待遇的规定。
【启示与思考】
所谓“同工同酬”，竟然不包括福利和社会保险。如此解释显然连诡辩都算不上，而是对一个人所共知的基本常识的扭曲。众所周知，包括央企在内的某些垄断行业员工收入中的“大头”，正在于福利和社会保险，由此而造成的薪酬差距必然是巨大的。显然，剔除福利和社会保险的收入分配改革，其实际意义必将大打折扣。
派遣工同工同酬后，会吃掉一家央企260亿“利润”，这或许是事实。不过，这似乎也说明一个事实：央企所谓的高利润及其正式工的“超国民待遇”，原来是通过盘剥临时工来的。一家央企83％的利润，竟然要靠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方式获取，那只有两个可能：一是这个行业不挣钱，二是效率太低。而实际情形，恐怕是后者主导了前者。但说到底，同工同酬不仅关乎道德底线，更是宪法赋予每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而与企业效率及其盈利水平无关。拿企业利润说事，显然是一种山头主义作祟。
同工同酬政策因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遭致曲解，这是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的又一典型范例。作为基本常识，公共政策最应该体现公众利益，而非少数人的特殊利益。然而在政策的出台过程中，由于利益集团的干预，一些公共政策不是胎死腹中，就是华而不实，难以推行，甚或改变“公共”导向，而沦为既得利益者谋取私利的“制度红利”；也正因为利益集团的操纵，一些本不该出台的土政策甚至“坏政策”，也堂而皇之地出炉了。在这里，公共政策俨如橡皮图章，成为利益集团随意捏拿的玩物。
包括同工同酬在内的每一次改革，无不是各利益主体间的博弈过程，这本不足为怪。然而在我们这里，却由于民众力量的羸弱，在一些涉及利益集团的改革中，这种博弈很多时候沦为一种“零和游戏”，并呈现一种“改革到利益集团为止”的病态逻辑：当改革涉及民众利益时，改革的阻力最小，雷厉风行说改就改；而一旦改到利益集团，就阻力重重，如蜗牛一般走一步退大半步。比如国企改革、官员财产公示、公车改革、“三公”消费等等，都不同程度呈现类似的改革轨迹。很显然，这种偏离初衷的“改革”，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既得利益者新一轮利益攫取的幌子和挡箭牌。公共政策一旦被利益集团所操纵，成为权贵的工具，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严重折损政府公信，造成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
同工同酬是个公平问题，也是发展模式能否持续的问题。新的《劳动合同法》既然已经破题，就断无再停下脚步的道理。所谓“同工同酬不包括福利和社会保险”其实是在维护旧的利益格局，顶多只能作为权宜之计，而彻底的解决之道和配套措施必须抓紧研究，义无反顾地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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