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当代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71年了。一些人把《讲话》视作文艺界极“左”思维的总根子，3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批判和抛弃《讲话》的精神，刻意否定这个《讲话》之于人民文艺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认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把文学表现对象规定为“工农兵”，这种明确性恰恰突显了当下文学“写什么”的模糊性。当前，各类题材、各色人物、各种社会现象都堂而皇之进入了文学，比如洗浴中心、发廊、按摩店，吧台小姐、二奶、卖淫男女，杀人、抢劫、诈骗、乱伦，等等，可谓“乱象丛生”。但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的语境中，文化所处的一种“滞差”状态，而“写什么”的模糊性不仅在某种程度回应了这一状态，而且反映了文学正进入新的转型，选材“自由”与人物“平等”呈现，可看作文学走出规训和反叛崇高的创作突破。

相较于“写什么”，“怎么写”也是判断文学价值优劣的重要考察维度。然而，当前文学却借“自由”之名不加节制地写丑现恶，同时在“平等”的姿态下又暴露出审美精神的不平等，要么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要么一味颂扬所谓的“好”或批判认定的“坏”。文学究竟应该“怎么写”？《讲话》提出的“普及与提高”显得尤为重要，“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在当前语境中，文学正需要一种新的实践意义的“普及与提高”，既要有能被读者“迅速接受”的普及性，又要有一种温暖、善良的文学审美精神，尤其是提升人性与关怀现实的能力。

事实上，“怎么写”的突破从根本上还要回到作家如何表现生活。不容否认，当下文学叙事反映与抨击的道德意义上的“假恶丑”和“真善美”，并不比现实生活中的更假、更恶、更丑，或更真、更善、更美，更不用说有效展现社会全貌与生活整体性，挖掘生活真相与现实复杂性，以及揭示文化与人性深度。检视新世纪小说可以发现，像王安忆《发廊情话》、贾平凹《高兴》、巴桥《阿瑶》、吴君《菊花香》、陈蔚文《葵花开》、邵丽《明惠的圣诞》、映川《不能掉头》等，主人公几乎全是二奶、卖淫女、拜金主义者；而陈应松《无鼠之家》、罗伟章《我们的路》、林那北《唇红齿白》、葛水平《喊山》、王祥夫《颤栗》、杨少衡《林老板的枪》等，则是乱伦、黑幕、欲望、弄虚作假“当家”。如果把这种“小三”满天飞、卖淫“合法”、贫穷“光荣”等当作是生活真实，无疑是把生活简化，或对真实生活的变相遗忘，反映出的是当下文学的“低于生活”和生活能力的丧失。

如何才能走出叙事困境？《讲话》不无启示意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而“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也就是说，文学不仅要反映社会生活，而且要能动反映更具普遍性、有意义的生活。由此，作家应该有一种进入历史语境与现实生活的能力，创作富于“生活实感”与穿透力的文学。

要提高作家创作的实在感和穿透力，要推动文学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建立和发展科学合理的文学批评。恰如文学史不是“录鬼簿”，而文学批评也并非“功名榜”，好的文学批评必须回应现实的深层需求，既要有正确的思想观点和严肃的批判立场，又“必须以美来赎回世界：以举动之美、无邪之美、自我牺牲之美、完成理想之美来赎回世界”。但当前的文学批评过于追求“有所作为”，而忽视了罗曼·加里回答的“美将拯救世界”的意义。从这一层面上，《讲话》提出的文艺批评两个标准，尤其是艺术标准，在当前文化语境中仍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相互依存，缺乏文学性，文学便会失去美，而忽视对文学审美力量的揭示、反思与引导，批评也会失去影响和公信力。

阐发《讲话》的当下启示意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当代文学的成就与影响，而是期望能回到更多的“出发地”，直面现实生活，健全批评体系，以促进当前中国文学的健康有序发展。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2011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