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才能突破体制的极限

在经过了长达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昔日强大的经济增长引擎似乎正在失去效力。曾经因成功预测了东亚金融危机声名大噪的保罗?克鲁格曼近日发文，称中国遇到了“大麻烦”：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这让很多人担心克鲁格曼的说法会再次在中国一语成谶。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史，确实很少有国家能够长年保持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欧美国家在二战之后的“黄金发展周期”之后，也纷纷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经济滞胀”期；而日本在实现经济崛起之后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曾给出过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他认为，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一定会在国内形成一些分利集团，它们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雄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越来越专注于既有财富的分配而不再是新财富的创造，其主要表现就是日益丧失了技术革新的动力，而是致力于通过游说或直接操纵权力部门来提高新进入者门槛，以获得垄断性收益，并阻碍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从而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阻力。

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只有经过战争或者强力改革，打破分利集团，经济才能重新起飞，社会才能重新进步。美国在一百年前的“进步主义”运动就是一场拆散分利集团重获经济发展活力的成功实践。对于中国而言，在不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是否还具有强力改革的动力来打破奥尔森的“魔咒”呢？寻找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动力，对于回答中国是否还会有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则至关重要。

自从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人重新“睁眼看世界”以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便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核心主题之一。“落后挨打”的惨痛经历也成为促使中国社会无论是精英还是民众不断谋求变革和创新的重要动力。无论是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抑或是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几个经济增长黄金期都是国家落后压力之下举国上下奋发图强的产物。即便是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也是中国政治精英致力于“超英赶美”的重要努力，其主观愿望不能说是错误。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制度性成就，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很多都来自于外部竞争压力的“倒逼效应”。作为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克服既有制度格局的阻力，启动大规模改革进程，其使用的一个很重要政治手段就是诉诸于国际竞争压力，通过焕发中国社会的忧患意识，来打破保守势力的阻碍。

不过，令人忧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跃进到世界第二，以及西方领先国家先后遭遇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国社会开始弥漫着一股骄奢之气。不少精英人士开始沉迷在“中国崛起”的奇迹，陶醉于“中国模式”的优越，自省和批判能力、审慎和忧患意识都开始退却，这有可能引导中国的社会情绪重回乾隆晚年的“天朝上国”的骄傲自大的状态。

当然，国际竞争压力所带来的奋发精神，仍然还是中国社会上下的主旋律，通过今日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等政治话语得以充分体现，从而成为中国不断“兴利除弊”的重要改革动力。

除了国际竞争压力所激发的斗志之外，推动中国继续未竟改革之路的另外一个动力就是不断演进的代际更替所带来的思想冲击。邓小平改革给中国留下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首先在政治领域继而在社会各个领域建立了严格的退休制度。这种苛刻的甚至于有些矫枉过正的退休制度，确保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政治领域为例，中国每五年就要经历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精英的新老更替，每十年就会经历一个更大规模的代际更替。在政治退出制度还没有效建立起来之前，退休制度所带来的人员更替确保了不断会有新思想、新倡议涌上政治前台，从而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政治活力、防止了政治衰朽。

不过，中国社会目前隐约出现了与代际更替、人员流动相反的趋势，那就是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上下流动的通道日益逼仄，它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僵化。目前广泛出现的“官二代”和“富二代”现象就是这种趋势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北考察时指出，要以更大政治勇气智慧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深刻认识。

而中国改革的第三个动力来自于弱势群体借助新技术手段要求进行利益调整。新技术手段以前所未有之势介入中国的政治生活。由于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之下，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广大“失败者”始终只有以原子化的状态分散存在，他们缺乏组织化的手段来集中、有序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这成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新媒体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弱势群体的种种不足，新媒体放大了弱势群体的声音，增强了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抗衡的筹码。而一度“沉默”的社会力量一旦被新的技术手段所动员起来，就会形成强大的破旧潮流，聪明的改革者也会顺势借助这股力量，进行新的制度设计以调整利益分配，进而打破既有利益格局。

从规律上讲，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的出现，要么来自于重大的技术革命的突破，比如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信息技术革命；要么来自于重大战争结束之后的经济复兴，比如二战后的资本主义黄金周期；要么来自于由极度封闭走上全面开放，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成长。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必须同时伴随着重大的制度革新，否则这些条件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持久的经济增长。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过去十年中国在加入WTO之后所享受的“开放红利”将逐渐趋于终结。中国的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必然来自于产业结构升级、新旧能源替代和城镇化三大力量，而这三大力量的释放高度依赖于中国的制度革新。

而中国能否克服改革“疲惫症”，重新享受到李克强总理所反复提到的“改革红利”，最终则取决于中国社会能否对后危机时代的新一轮国际竞争压力继续保持巨大的紧迫感，取决于中国的代际更替和社会流动能否不被阶层固化所阻挡而继续向前，也取决于“弱势群体”能否有效利用新技术手段和平表达利益并且有序参与政治过程。“中国梦”的实现最终依赖于跬步相积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