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主观幸福感

原标题：中国的主观幸福感研究

摘要：很多人相信，经济增长将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并且经济增长率越高，人们增加的幸福感就越多。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用来分析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增加之间的关系了。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描述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变化趋势，并且比较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为了支持我们在主观幸福感上的研究结论，我们利用了中国和欧洲转型国家的证据来分析可能的因果关系。

很多人相信，经济增长将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并且经济增长率越高，人们增加的幸福感就越多。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用来分析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增加之间的关系了。在过去20年里，年均8%以上的GDP增长率是中国转型成功最无可争议的标志。在1990年到2009年之间，以不变美元计价的中国人均GDP和消费至少增长了4倍。

这里用于探究幸福感的手段是关于生活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让-保罗·菲图西（Jean-Paul Fitoussi）在他们共同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所推荐的主观幸福感问卷设计是：“把所有事情都考虑在内，你对你最近的生活有多满意？请用1—10之间的数字来回答，1表示最不满意，10表示最满意。”

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方法是衡量幸福感最好的单一指数或者综合指数，但我们对通过问卷的方式研究快速变化过程中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变化产生了极大兴趣。

之前关于中国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果莫衷一是，认为生活满意度下降、平稳或上升的研究结论都存在。希尔克·布罗克曼（Hilke Brockmann）等人合作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在转型中下降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的研究则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没有变化，但也不排除有下降的可能性。两份盖洛普咨询公司的报告得出了生活满意度维持平稳的结论。同样得出这个结论的还有来自约翰·奈特（Johhn Knight）和拉曼尼·古那提拉卡（Ramani Gunatilaka）的研究。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份报告验证了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随着收入上升而上升的结论。

研究生活满意度的中国本土研究机构也在增加，但是其研究集中在从时间维度进行的比较研究上。中国一流的调查公司之一——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做过许多关于生活质量的调查，其中就设置了生活满意度的问题。这些数据发表在中国社科院每年的蓝皮书里，尽管如此，其中尚无关于长期生活满意度的讨论。

这些研究都不成比例地倾向于城市。在此期间，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收入增长要快得多。这样，尽管生活满意度数据主要基于城市调查，但由于经济增长实际上也更多集中于城市，因此将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比较也还是可行的。在我们研究的数据中，除了一个数据系列之外，用的都是全国性的完整数据而不是某个单一城市的数据，这样可使我们的样本尽量遍布整个中国。

我们以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为基础，利用社会经济状态（SES）分类来分析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在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人[1]的研究中，问卷调查的受访者根据其收入高低被大致分成了三组：上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下等收入阶层。

针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研究有点像在做拼图游戏。典型的情况是，极少能得到有关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或者可检验的时间序列数据，但同时零碎的数据又非常丰富。经济史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零碎的数据，经过估量之后看能否将它们还原成一幅完整的图景。

一、研究结论

（一）长期走势

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从1990年开始到2000—2005年，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呈下降趋势，随后出现回升，整体上形成一条U型曲线。尽管要想精确地比较这段研究区间内的生活满意度是不可能的，但这段时期的生活满意度总体上看起来没有提升，或许还有所下降。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明显存在一个沿着U型曲线向下倾斜的部分，而该调查的系列数据的时间跨度是最长的。

在所有具备2000年之前的观察数据的系列调查（包括世界价值观调查在内）中，2000年之前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要高于2000—2005年这一低谷期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同样，2005年之后的生活满意度也要高于2000—2005年这一低谷期的水平(只有亚洲晴雨表调查出现了稍许的例外)。就具备低谷期之前和之后的观察数据的系列调查而言，低谷期之后的生活满意度数值几乎都要低于低谷期之前。唯一的例外是盖洛普第2系列调查，但在在该调查中，低谷期开始之前的年份，即1999年，实际上是低谷期的一部分。

在世界价值观系列调查中，2007年的生活满意度相比1990年在1—10的评分等级中下降了0.53个点。为了更好地掌握整个研究时段内的生活满意度走势，我们可以考察2007年到2010年的变化与2007年之前生活满意度发生的0.53个点的下降相比，情况如何。对于2007年之后的生活满意度变化的估算将以三项系列调查为基础。以这些系列调查得出的数据的增长值为基础，从2007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值来推算2010年的数值，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如果按照皮尤中心的调查数据来推算，得出的生活满意度数值较低，只比2007年之前提高了0.03个点，而如果以盖洛普第2系列的调查数据来推算，最终的数值则增加了0.18个点。2007年之后生活满意度数值的增加幅度远远低于1990年到2007年0.53个点的下降幅度，这支持了如下结论：生活满意度在整个调查时段内整体上维持不变或者有所下降。

确实，有人可能会指出，我们夸大了用现在的数据得出的1990年到2010年生活满意度变化趋势的积极的一面，因为这些数据对于城市流动人口（其居住地不是其户口所在地）的覆盖率相对较低。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一般要比城市户籍人口低。因此城市人口中流动人口比例的上升往往会降低整个城市人口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在1990年至2010年之间，流动人口出现了快速的增加，大致上从占城市总人口的7%上升到了33%[2]，这对城市的平均生活满意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果生活满意度调查没有把城市流动人口像城市户籍人口那样纳入进来，那么这种负面影响就会被低估，导致整个时段的生活满意度曲线向上偏离。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因为在过去20年里人均GDP增长了4倍，而期待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会随之出现大幅上升。在有关幸福的文献中，研究者常常利用幸福与人均GDP的时间序列（或横截面）关系来推导出生活满意度可能会因为人均GDP的增长而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在1990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之间在世界层面上呈现出一种横截面回归关系（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 relationship），以此为依据，人们原本也应该期待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从1990年到2010年会提高0.6个点，因为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4倍。如果按照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贾斯汀·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所提出的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来计算[3]，那么，这一预期的增长应该是整整1个点。现在的数据没有表明在整个时期存在这样大规模的增长。

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就能够对之前莫衷一是的研究结果给出一致的解释。一些研究者通过分析某些系列调查数据而推论出生活满意度存在下降趋势，这些系列调查往往与U型曲线下降的前一部分相吻合，而另一些研究观察到了2000—2005年低谷期的胶着状态。在皮尤的调查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个满意度上升的趋势，是因为该调查的起始时间正处于2000—2005年这一低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