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主观幸福感（3）

在中国与欧洲转型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情况相似，包括出现大量失业，就业人口在适龄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减少（因为女性和年龄稍大的人参加工作的比例急剧下降）[13]，以及随着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保障网络被大幅削弱。世界银行最近一份关于中国失业保障体系的报告指出：“（失业）救济金的额度依旧较低，收入替代率（income replacement rate，这里指的是失业者所领取的救济金与失业前收入的比率。——译者注）比别的国家低得多。”中国当前的养老金体系大抵也是如此，像一张布满补丁的网。中国实际的养老金替代率（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也相当低，而且预期未来可能会更低。从农村流向城市的1亿多人口只享受极少的社会保障，或者根本没有被社会保障网络所覆盖。

（三）社会经济差异

从生活满意度的角度看，中国从一个最具平均主义倾向的国家变成了最不讲平均主义的国家。转型的获益者一直是人口中那些拥有较高收入、受过更好教育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提高了。但是，人口中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却大幅下降。在1990年，认为自己的生活满意度较高的受调查者在收入最高的1/3群体中所占的比例与在收入最低的1/3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是接近的（一个是68%，一个是65%）。在2007年，在收入最高的1/3群体中，这个比例稍微上升至71%，但是在收入最低的1/3群体中，这个比例则急剧下降至42%。中国的生活满意度变化趋势中存在的这种差异是转型国家的典型情况，与俄罗斯的情形非常相似。

尽管所有群体的收入都提高了，但是中国转型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收入不平等急剧增加。这种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与不断扩大的城乡之间收入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各自内部日益加剧的收入差异以及国企重组造成的城市失业人口的大幅增加有关。约翰·奈特和宋丽娜指出：“在采纳其改革政策的过程中，中国的领导层将生产目标置于其他所有目标之上。当效率与公平发生冲突时，平均主义总是处于下风。”[14]

生活满意度方面的不均衡状况的增加与收入不平等的增加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三个收入群体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所提出的“你们对自己家庭的财务状况满意度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证明了这种密切关系。他们的回答情况与有关生活满意度的答案在变化趋势方面很接近，在1990年时，三个群体的答案很接近，但是到了2007年则出现了分化，就收入最高的群体而言，其财务状况满意度是趋于上升的，而就收入最低的群体而言，其财务状况满意度则出现了急剧下降。

生活满意度不均衡状况的加剧也反映了社会保障体系（除了其他福利，它还提供全民医疗）的萎缩。对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提出的“你会怎样描述你自己当前的健康状况？很好，好，还好，不好，很不好？”这一问题的回答证明了这一点。在1990年，回答“很好”或者“好”的被调查者在三个收入群体中所占的比例都大约在56%左右，收入最高的群体与收入最低的群体之间只存在4个百分点的差异。但是到了2007年，这一差异扩大到了28个百分点，因为收入最高的1/3群体的健康状况有了改善，而收入最低的1/3群体的健康状况则出现了恶化。这些不同的发展趋势反映了医疗服务市场化导致的医疗服务成本上升对低收入人群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一点看起来是合理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经济重组削弱了原来的医疗体系，虽然医疗体系大部分还是由公共支出来支撑，但是它越来越依靠私人资金。虽然人们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但越来越多的人由于就医价格过高而不能接受治疗，或者由于医疗费用而陷入贫困”。

二、讨论

尽管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率，但过去20年，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所遵循的变化轨迹与中、东欧转型国家所走过的历程一样——先下降，再有所恢复。而从整个转型期间来看，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提升，甚至有所下降。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有着明显的大幅提升，而根据中国的人均消费在这一时期增长了4倍这一情况，人们原本期待其生活满意度会出现这种提升。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从一个根据生活满意度的分布情况来说最具平均主义倾向的国家之一转变成了一个最不讲求平均主义的国家之一。在那些收入最低、受教育最少的群体中，生活满意度显著下降，而在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中，生活满意度则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上升。

用于推导出以上结论的有关主观幸福感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自5个不同的调查机构所进行的6项调查，它们的调查结果表现出了很强的一致性。中国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发展历程与欧洲转型国家（尤其是曾经作为其效仿对象的前苏联）之间的相似性加强了这些调查结论的可信度。此外，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出口导向型国家的情况也是一致的，这些国家都受到全球经济兴衰的影响。有一种中肯的说法是，中国生活满意度的停滞不前很容易让人们想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日本开始经济起飞之后的情景，日本经济起飞时，其人均GDP水平最初是非常低的。[15]

也可以进一步地说，中国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是符合其历史背景的。那些决定中国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与欧洲转型国家中的决定因素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大量失业的出现和增加、社会保障网络的萎缩以及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尽管中国在发展生产方面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中国实现了快速增长，与之不同，欧洲转型国家则是先经历了经济的崩溃，然后再开始恢复），但中国没能提升其生活满意度，这表明就业和社会保障网络是决定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有人可能会问，在人均GDP从一个很低的水平实现了显著提升的情况下，生活满意度却没有实现提升，这怎么可能？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需要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相对收入的对比以及人们对物质生活越来越高的预期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抵消掉收入增加的作用。这些结论与有关幸福感的文献中的常见观点是一致的，即人们的预期会因为收入的增加而上升，这种预期的上升会削弱收入的增加本身带来的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而且，影响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并非只有物质方面的东西。其他因素包括家庭生活以及维持家庭生活所需要的稳定的工作、健康、亲朋好友等。中国整体的生活满意度没有出现上升趋势可能反映出这些因素的变化给生活满意度带来了负面影响，原民主德国的转型经历就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的数据。

基于从时间维度对不同国家的比较，一个普通的论断是，在人均GDP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可以提升生活满意度，但是超过某一个节点，这种效应会减少。要对这一点进行历史性的验证，很难找到一个比中国更理想的案例了，因为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在过去20年从最初非常低的水平有了急剧的提升。尽管如此，中国的发展历程再次表明，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之间的横截面关系并不显著，而且将其作为说明实际历史历程的指标具有误导性，就像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

在政策领域，人们越来越关注主观幸福感，将其视为作为幸福指标的人均GDP的补充或者替代。除了中国，我们几乎找不到其他更戏剧性的例子来检测这两种幸福衡量标准中的哪一种更重要。GDP衡量标准记录了物质生活环境在平均层面的大幅改善，然而生活满意度衡量标准表明，在普通民众中，特别是那些收入低、受教育少的群体中，随着对物质生活预期的急剧上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明显下降，并且他们对如下重要事务的关注在增加：找到一份工作并保住它、确保获得可靠且支付得起的医疗、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等。显而易见，生活满意度是一个用来描述人们的生活环境和幸福感的更全面、更有意义的指标。

如果从中国以及更广泛的转型国家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发展经历得出结论认为有利的做法是回到计划经济，那么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的数据指明了政策方面的一项重要的经验教训，那就是就业、收入保障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为修复社会保障网络而努力。这些努力将对中国民众、特别是那些最少收益群体未来的生活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

三、材料和研究方法

有关生活满意度的数据来源于5个不同调查机构的6项调查，涵盖了1990—2010年期间的不同时间段。大多数调查的提问针对的都是人们整体的生活满意度，但也有一些调查是针对“幸福感”和“生活阶梯”这样大致类似的概念。这些问题在具体用语、特别是候选答案的数量上略有差异。因此，我们对这些调查逐个进行了分析，而不是把所有数据统合起来。这些调查数据通常是间断性的（只有两项调查包括每年的数据），因此我们集中研究的是20年来较长时间段里的变化。被调查对象的样本数量从1000人左右到5000多人不等，而大多数调查的调查人数都超过了25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