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主观幸福感（2）

大约在2000—2005年期间，中国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低谷期，这一发现很容易让人想起拉丁美洲的类似情况，拉丁美洲的生活满意度在1994—2006年之间也呈现出了U型变化趋势，2002年是其谷底。鉴于新世纪第一个10年前半段全球经济增长的总体疲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大致都在这一时期陷入低谷期是有可能的。[4]

中国生活满意度的长期走势与其他转型国家相似，在转型早期会出现下降，随后又有所恢复。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观察数据中，中国的生活满意度从1990年到2001年下降了0.76个点，这一幅度与欧洲6个转型国家（原民主德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俄罗斯）平均0.91个点的降幅相比要小一些，但属于同一个数量级别。这种幅度的生活满意度的下降是比较罕见的。

与中国一样，研究者对欧洲转型国家的生活满意度能否恢复到转型之前有颇多怀疑。尽管如此，中国在1990—2007年间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水平（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的数据，大于6.5）要超过大多数欧洲转型国家在此段时间内的平均生活满意度。

正如之前已经提及的，从世界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比较来看，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根据1990年的世界观调查数据，中国的生活满意度与其人均GDP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1990年的世界观调查获得了35个国家人均GDP的估算数据，而在这35个国家中，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排在第18位，仅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若以人均GDP排名，中国则排在第33位。

1990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过去20年中中国的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提升，甚至还出现了下降。但这些数据可信度如何？一个认为其可信的理由是，在1990年，中国的所有社会经济阶层（从最低阶层到最高阶层）都表示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的平均水平较高，且彼此非常接近，所有人的生活满意度数值都大于7.0。人们对于通过教育、就业、收入而进行的各种资源分配的满意度普遍较高，因此整体上生活满意度的平均数值较高这一情况不能被归因于生活满意度高的群体在调查中占据了过高比重。

另外，中国1990年生活满意度的中值7.29与从残缺不全的数据中得出的转型之前前苏联7.26的生活满意度非常之接近，而中国过去正是搬用了前苏联的劳动与工资政策。此外，1990年在这两个国家，生活满意度方面的不均衡状况也非常相似。

1990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可信度进一步从如下事实中获得了支持，即这一数据集的内部结构与从其他国家有关幸福的数据集中观察到的结构很相近。从微观经济层面对幸福感所作的一般形式的回归分析可以得出关于如下变量的系数，如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健康状况、就业情况，这些系数的表征与其他国家所通用的那些系数类似。这些系数的表征也并不全都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在中国1990年的数据中，其生活满意度的变化幅度太低。在微观经济学层面对俄罗斯1990年的情况所作的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在这些系数的表征及其显著性的缺失方面与中国的情况类似。

最后，中国1990年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与当时中国失业率低以及覆盖面较为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有关。城市工人在终身就业方面基本上都有所保障，并享受各种福利，包括食品补贴、住房、医疗、儿童教育、养老金，甚至其成年子女的就业。

（二）历史背景

中国在1990—2010年间的生活满意度U型曲线恰好与其城市失业率的倒U型曲线形成了反射。[5]失业率在20世纪90年代急剧上升，并在2000—2005年达到了最高点，之后开始有所下降，但仍然要高于其最初较低的失业率水平。

在1997—2001年，GDP的增长率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失业率呈反方向变化的，不过GDP增长率要比失业率更早触底，但仍处在一个年均3.6%的健康水准上。[6]用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在1990—1997年呈现上升趋势，之后一直到2003年均保持平稳，接着又重新上升，只是上升的速度要慢一些。[7]根据相关文献，低通货膨胀率一般被认为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有关联，然而，在中国通货膨胀率最低的那个时期，其生活满意度也处于最低水平。

生活满意度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所隐含的因果关系与有关幸福感的文献中所指出的失业率与生活满意度的下降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8]进一步来说，有证据表明，生活满意度的下降不仅是对那些失业者而言的，而且也是对那些仍旧保有工作的人而言的，而后者的生活满意度之所以下降可能是由于恶化的劳动力市场使他们感到焦虑。

生活满意度与失业之间的显著关系也因为中国的民众对于经济状况的敏感性而得到支持，他们对于皮尤调查所提出的如下问题的回答证明了他们的这种敏感性：“现在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经济状况，你会如何描述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很好，较好，较差，很差？”在2002年，当时失业率正处于或接近最高点，差不多一半（48%）的受调查者的回答是“较差”或者“很差”。在2007年，失业率已经开始较大幅度地下降，虽然还是要高于1990年时的水平，但给出如上回答的受调查者所占的比例却下降到了14%，而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更是下降到了7%。在这些年里，根据人们对于皮尤调查有关“生活阶梯”（ladder of life）的问题的回答，生活满意度从2002年的5.27上升到2007年的5.82，之后又进一步地上升到2010年的5.85。

有人可能会猜测，生活满意度的U型走势可能与失业率并无关系，而是与前面描述过的人均GDP增长率中所呈现出的U型走势相关。这一推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均GDP的增长率(其低谷期发生在1997—2001年)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会滞后几年时间？此外，这种猜测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与欧洲转型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发展轨迹类似，尽管它们的生产模式显著不同。能够解释生活满意度U型走势的是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变动（它以失业率作为衡量指数），而不是生产的增长，那种解释既符合中国的情况又符合欧洲的情况。

中国失业率的趋势部分反映了全球经济大势。众多周知，在新千年之初，全球经济出现了一次较大的下滑，那些主要依赖于出口的国家（比如中国）感受到了出口需求萎缩带来的冲击。[9]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失业率的变动是政府政策的结果，它反映了计划经济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保障网络正在消失。在改革之前，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就是“铁饭碗”和“微型福利社会”。正如已经提及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城市就业岗位）的工人享受终身就业以及由企业提供的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体制效率极低并缺乏激励机制，但是它的确保证了城市工人的收入稳定，而且具有很强的平均主义色彩。

在1994年，面对国有企业持续的效率低下和亏损，政府开始启动国有企业重组计划，国有企业工人开始大量下岗。城市下岗计划（为下岗工人提供一些短期的基本保障）某种程度上缓冲了由此产生的失业率的增加，但是由于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被逐渐放宽，农民流入城市，因此这个问题又趋恶化。[10]大多数中心城市都经历了一个失业率快速上升的时期，同时由于很多年纪稍大或者对就业前景绝望的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人口也大幅下降。[11]国有企业重组也意味着城市工人的“铁饭碗”和终身社会保障体系的终结。

2004年开始，国有企业的裁员比例快速下降。在1995—2003年之间，国有企业减少的就业岗位远远超过了其他城市部门增加的就业机会。但在这之后，局面发生了改变，失业率某种程度上下降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