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典观念的逻辑和历史起点（2）

其次说“人民性”。据查，“人民性”概念最早出现在俄罗斯文学领域之中，第一个使用这一概念的人叫维严捷姆斯基，他在1819年给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信中提出了“人民性”问题。沙皇俄国和苏联时代的文学界曾广泛讨论和争执过“人民性”问题。马克思曾经把“人民性”概念移植到无产阶级新闻学领域，他在1842年发表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文说过：“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不过，据胡乔木考证：此处的“人民性”，按德文原意，还可译为“民族性”、“大众化”，且唯独此次，以后再未使用过上述“人民性”概念。（《胡乔木谈新闻出版》第334页）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曾使用过“人民性”概念，他在修改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40页）

再者，将新闻学的党性概念同文学的人民性概念二者巧妙而精致地融合在一起，这是我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大贡献。1947年1月11日，作为我党机关报之一的《新华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明确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它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一切政策是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新华日报也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度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这是我党权威媒体首次公开申明党性就是人民性，从而成功地将原本各走各的党性这条线同人民性这条线二者焊接在了一起，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提升到新阶段和新水平。必须强调指出，《新华日报》的这段论述是“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一经典观念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对于把党性与人民性割裂的错误看法和认识误区，应加以纠正和廓清

党性与人民性问题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谈得不多，但也没有发生任何疑义。上世纪80年代前后，这个问题被挑起，并引发了较为强烈的争论。当时有人以反思 “文革”为由，认为“党有时也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因此人民性高于党性；提出用人民性来制衡、制约党性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和严重错误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把党性和人民性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使人们不仅对党性、也对人民性产生了怀疑和曲解。

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地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地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对于把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和对立的错误看法和认识误区，我们必须加以廓清和纠正。

譬如，关于党犯错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个论断也主要是指主流而言、大势而言，它并不等于我们党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事件中就不会犯错误了。应当承认，我们党确实犯过“文革”这样的严重错误。对此，我们党自己也不隐讳。但是，党犯错误，就需要人民性挺身而出吗？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的话，我党历史上曾经多次犯下错误，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的时候，当时的人民性又在哪里呢？可见，党犯错误与否与人民性并没有必然联系。的确，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然而，一个真正伟大的政党就在于它不仅能够认识到自身错误，而且还能够迅速改正自身错误。我们党是曾经有过错误，但是，我们党每次都是主要依靠党内健康力量纠正了自身错误而重新焕发生机，日益走向强大和辉煌。我们不能因为党犯下错误就斥责党性，怀疑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指出的：“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