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国际制度的挑战（2）

所谓“积极抵制”战略，指的是拒不参与当前占据优势地位的国际制度体系，另行组建一套国际制度。这必然导致霸权国的反击，从而形成一场盟友争夺战。例如冷战时期的苏联。这个战略的优点就是，一旦成功便可以彻底击溃当前的霸权国。不过可惜的是，这个战略并不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次强者”。因为，这个战略的核心就是人为地制造一个“零和游戏”。零和游戏的规则就是“赢者全得”，“老二”在理论上根本不能生存。

冷战时期，苏联就对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采取了“积极抵制”的战略。美苏两大国逼迫所有国家做一个“二选一”的选择，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垒的局面。不过，随着时间的推进，局势对于实力偏弱的苏联越来越不利。因为苏联的初始实力不如美国，中间国家与美国合作往往有更大的利益。这样，苏联必须付出更大代价来拉拢盟友。每轮消耗战之后，苏联的实力就会受到一定削弱。最后，量变到质变，一旦超过了“临界点”，苏联就迅速失去了“老二”位置，无法继续其“积极抵制”的政策。上世纪80年代，当苏联实力降低到美国的一半以下之后，苏联便在国际道义、国内舆论等方面，全面处于下风，无法维持自己的国际体系。从“新思维”到美苏和解，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放弃了“积极抵制”战略。

此外，“积极抵制”战略更不利于弱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提出了“依附理论”，希望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摆脱依附地位，自己形成一个独立经济圈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一些亚洲经济体采取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战略，与霸权主导国美国合作，利用西方的资本、技术和资源。结果20年后，依附论国家陷入了“拉美陷阱”，那些亚洲经济体变成了“四小龙”。

由以上例子，我们大体可以认为，“抵制战略”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难获得成功。

其次，分析“参与战略”选项。它包括“消极参与战略”和“积极参与战略”。所谓“消极参与”，就是有选择的参与，只参与那些目前对本国有利的国际制度，对那些可能损害本国利益的国际制度敬而远之。所谓“积极参与”，就是指积极参与所有与本国相关国际制度，以便希望推动现有制度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是对于本国不利的制度的态度。

实际上，两种策略要交替施行，刚柔相济，奇正相比，以积极策略为“正”，

即常态，以消极策略为“奇”，即非常态。采取“积极参与战略”将符合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但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在某些领域可以采取“消极参与战略”，对这部分国际法规则做出保留。

一方面，总体而言，采取“积极参与战略”利大于弊。随着国际社会的迅猛发展，新的利益和新的权利不断涌现，必将促使新的国际制度进一步推出。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出击，争取未来国际制度的议程设置权，把握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夺取“为未来立法”的资格。

只有积极参与，才能成为“未来制度的先行者”：参与国际制度，才能获得信息，培养新的习惯，形成新的惯例，建立新的规则，最终塑造有利于我们的国际规范。例如大数据时代的降临，美国政府通过截留互联网根服务器上的数据，掌握全世界每个人的隐私。规制这些权力，我们就必须把本国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人类发展利益结合起来，主动承担全球社会的公共治理责任。

另一方面，在某些具体领域，现有国际制度对自身明显不利的情况下，该国可以暂时不加入，但也要采取积极接触的态度，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加入。例如，上世纪70年代英国经过20年的踌躇，终于决定无条件加入欧共体，就是因为发现英国越是推迟加入，损失会越大。当时尽快加入欧共体，英国起码可以保证在英国利益被讨论的时候，有自己的代表在场。

采用“积极”为主，“消极”为辅的战略，更有利于保持我们对国际制度“重塑”的能力。孙子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中国加入WTO，就是一个把积极参与和适当保留结合的绝好正面例子。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片悲情，不料十年后，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之一。中国不但自己迎来了百年战略机遇期，而且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