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国际制度的挑战

现在所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都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是否进一步融入这个国际制度的网络。何谓“制度”（institution）？简单说，就是能够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社会规则。“国际制度”就是调整国家之间行为的规则体系。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国家之间交往的频繁，客观上，国家之间的行为需要相互协调，最后形成了国际规范。

基欧汉将国际制度划分三个部分，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regimes）和国际惯例（internationalcustom）。

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分类，把它理解成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国际惯例。国际惯例是指在国际交往中通行的、常规的做法。各国在国际交往中，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为各国所公认的习惯性做法。最典型的就是，海商法领域的国际贸易惯例。这些国际通例，虽然还没有上升为法律，但具有普遍的拘束力。

第二阶段，国际机制。按照最通行的解释，它是“国际关系特定领域行为体预期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它既包括有一定的强制约束力的“硬法”，也包括类似国际原则、规则、宣言性质的“软法”。在制定方式上，既可以是“认可现有习惯”（亦即认可第一部分），也可以是“理性设计新法”。此时，国际制度处于“规则程序”阶段。

第三阶段，国际组织。国际组织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经济等目的，依据其缔结的正式法律文件建立的常设性机构。此时，它在实体上拥有了专门的行政机构，工作人员和办公场所；在精神上，具备了法律上的“拟制人格”。国际制度变成了“法人”。

当国际制度从一个抽象的规则，变成一个具有实体的法人——国际组织，它就会反过来促进国际制度中“规则程序”部分的发展。同时，成为国际制度中规则的执行者和新的规则的制定者。从而极大地深化了制度的“路径依赖”效应，即现存的制度会对后来的制度发展路线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国际制度有一个非中性的特点，即同一个制度，对不同的人，所获得的利益是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这导致了制度在程序正义上是公正平等，但是在实质正义上，可能恰恰是重大利益的权力不公正分配。

如何看待国际制度的复杂性？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别。其一，从自由主义的权力政治角度看，国际制度是为国际合作提供便利的工具。制度可以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促进信息沟通，使得合作变得有可能实现。其二，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角度看，国际制度体现了霸权国利益，反映了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格局。其三，国际制度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必然出现。如果把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社会学派三大主义的观点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国际制度三合一的特性。

国际制度表现为程序公正合理，但由于各国差异，必然体现着霸权国的利益。国际社会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它随着国际社会发展而发展。是否进一步融入这个国际制度的网络，这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

所谓“老问题”是指：发达国家已经利用其高超的制度操控能力，建构了一个不公平的国际制度，所有后来者都必须权衡参与的利弊得失。所谓“新问题”就是：过去，创设制度只是发达国家的特权，后发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当国际制度的“消费国”。而今天的中国很快将成为国际制度的“参与国”，必须开始主动思考制度建构的问题。

后发国家面对这个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基本战略选项只有两个：“抵制”或者“参与”。每个选项都有积极和消极两个类型。由此，形成四种组合，即消极的抵制、积极的抵制、消极的参与、积极的参与。

首先，看“抵制战略”选项。“消极的抵制”就是自己与现有的国际制度隔绝，既不参与也不反对。考察16世纪以来世界史，一个国家如果与现有的国际体系“完全隔绝”，是很难生存的。相反，所有的大国都是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制度而实现自身崛起的。

这种被黑格尔称为“传火炬”的模式在欧洲尤为典型。每个大国都是在利用现有国际制度，整合自己的资源，发挥到极致。西班牙拿来了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航海，建立了第一个欧洲霸权；荷兰传承了西班牙的大航海和意大利半岛上的商业套路，成了“海上马车夫”；英国利用其岛国地理优势和人口规模优势，集成了西班牙的海军和荷兰的商业，成了“日不落帝国”；美国则利用欧洲的移民资源，安享了100年的“女王治下的和平”；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是标准的“西方的好学生”，对欧美的文治武功更是“始惊，次醉，终狂”，长期充当英美的亚洲好伙伴；俄国沙皇们更是几次激烈社会变革，学习西方，参与欧洲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