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玩学家于光远走了（2）

  为“按劳分配”正名：与真理标准大讨论比翼齐飞

1976年12月，中央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讲话稿起草者把征求意见稿寄给了于光远，让他提意见。

“稿子虽然批判了‘四人帮’，强调抓生产，但是却把‘唯生产力论’当作错误观点。我给起草文件的同志打电话，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还写了两页信。”

过了几天，于光远接到通知，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他发现李先念、纪登奎和陈永贵三位副总理都正等着他呢。

等他坐定，纪登奎说，关于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草稿，我们收到了许多意见。他用手比画了一下，“有这么厚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提出的这条，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

于光远直言不讳：“‘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错。承认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第一性的，理应称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于接着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纪登奎面露难色，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明确写了的，而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审查过并表示了同意的，学大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

“我听了以后心想，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写的东西要是不对，为什么不能改变？”临走时，于光远对三位领导说：“我还是保留自己的观点。”

一个月后，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的讲话中，真的删去了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内容。

这件事引起了于光远的深思。“‘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但是，因为仍然受到‘文革’中的那套理论的束缚，许多工作开展不起来。大部分报刊上讲的仍然是‘文革’时期的理论。不改变这种状况，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活跃，都是不可能的。”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样的言论让于光远顿时觉得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一刻也不能耽搁了。于是，他找来了冯兰瑞和周叔莲，加上吴敬琏等人，开始“密谋”“应当做点什么”，“研究针对‘四人帮’宣传的那套理论，首先讨论什么问题”。

冯瑞兰回忆说：“这个时候，我们几个人，主要是在于光远同志的领导下，从理论上面来揭批‘四人帮’，于光远组织了三个小组，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讨论，二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三是讨论关于民主与专政的关系问题。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按劳分配”、“生产力标准”为何成了一个需要“密谋”、需要“突破”的问题，就如同后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何成了思想解放的号角，这不都是常识吗？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常常出现的问题就在于此——常识被颠倒了。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党的基本路线，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将长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路线的理论依据就是：以按劳分配为基本形式的分配制度是资产阶级法权，只要这一制度继续存在，资产阶级就必然会不断产生。因此，必须长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坚持阶级斗争。

于光远太清楚这里面的诡异：要想冲破“两个凡是”，要想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首先就是要给“按劳分配”正名。

同样，他和他周围的人都十分清楚，这一大讨论的政治风险也在于此，它绝非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绝非是一个劳动报酬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

于光远没有退缩。

就在“两个凡是”方针提出半个月后，1977年2月25日，于光远组织人员，在北京地区召开了按劳分配学术讨论会。

4月，于光远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大会第一次从正面论证恢复奖金制度的必要性。奖金，多么激动人心的字眼！

6月，于光远组织召开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代表们的发言再次深刻触及了理论禁区，比如吴敬琏的发言主题是“物质刺激”。

邓小平在不远处也关注着这场讨论。他仔细阅读了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并且约谈于光远等人，说作者的思想放不开，要组织力量再写一篇，把问题说透，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于是，政研室起草了一篇重头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交小平审阅。“念给小平听了两遍……”冯兰瑞回忆说。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专门谈到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 

文章再次修订后，交给了《人民日报》。5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上述文章。此文颇长，头版占了大半个版，然后转第三版，占了整整一版。全国各大报同时转载，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同日播送。文章发表后，人民出版社马上出版了单行本，影响极大。

6天后，《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两篇檄文的矛头所指正是“两个凡是”，因此在中央负责宣传的最高领导人那里遭遇痛斥。

5月18日上午，汪东兴找熊复和王殊谈话，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汪东兴说：“这两篇文章当时看来还可以，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毛主席来的。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

邓小平对此很不以为然。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说：“理论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

从1976年冬天发轫，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于光远总共组织了7次“按劳分配”及“唯生产力论”的大讨论，参加会议的人数超过两千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力之深远，都是十分罕见的。

为“按劳分配”正名，就打破了绵延多年的大锅饭，打破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行体制。在农村，它积极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在城市，它为企业争取了自主的权利。所有这些，已经开始悄悄侵蚀到了中国顽固的计划经济的基石，并最终让市场经济的萌芽生长起来。

1978年，从中央到地方，从理论界到舆论界，大转折的时机正在到来。

  剪影之三

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出访归来，立刻就来到了京西宾馆。这里，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将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

早在会议之前，胡乔木就邓小平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准备了一份讲稿。但形势出乎意料，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

他找到胡耀邦说：“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

胡耀邦找到的人就是于光远。

光远回忆说：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是八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于光远又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只用了两三天时间，讲话稿就完成了。

这就是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那个著名的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标题是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终于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几天后，1978年12月18日上午10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写入党中央的报告

三中全会结束，不到半个月，中央又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是叶剑英提议召开的，邓小平对此也十分赞成，“索性摆开来，免得背后讲”。于光远成为11人组成的会议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会上，冯兰瑞作了一个发言，题目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文章认为：（1）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过几个阶段；（2）我国当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董辅礽听到他们的发言后，很感兴趣，遂将此文在他主编的《经济研究》上发表了。

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看到文章后认为，“说中国现阶段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处在过渡时期。这个观点……公开发表，问题就比较严重了。简单地做出结论并公开发表，可能会被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所利用。说得再严重些，会引起公愤，全党会反对，全国人民会反对。”

他对于光远的秘书交代：“你跟光远同志讲一下，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改变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

于光远一笑了之。

“我对苏、冯的文章给以充分肯定的评价。”于光远说。

虽然于光远“并不完全同意这篇文章中说那时中国还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说法”，他认为应该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表述，但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可以讨论，不应上纲上线。

于光远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初级阶段”的表述，却一直被几个理论权威上纲上线，须全力奋争，才最终得以正名。

1980年，于光远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小组。 

“我主张要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写入文件，以便更深刻地认识走过的弯路。”作为起草小组的重要一员，于光远甚至窃喜或许有机会实现这一愿望。而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想的却正好相反。他再次批判了1979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那篇冯兰瑞的文章——

“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公正人士也不能不称道的优越性。”

要把这样的文字写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光远坚决反对。于光远去找这位领导，明确地对他说：“你这样做非常不对！”

“这次谈话，我因为很生气，表现得非常激动。我对他说：‘你至少要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讲我的意见时嗓门越来越高，激动得都拍了桌子。”

在于光远的强烈抗议下，最终在《决议》第33节才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这是党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提法，羞羞答答地，藏着掖着，希望人们尽量不要注意到它的存在。

但它的意义决不可小觑。于光远说：“这样，“初级阶段”的研究具有了‘合法性’”，而不至于动辄被扣上“否认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这是第一个回合。

第二次，起草十二大报告，于光远依然坚持一定要写进“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一想法再次遭到反对。

最后，胡耀邦亲自审稿，于光远不失时机地说：“我认为应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

于光远的话音刚落，胡耀邦立刻表态：“很好，应该写！”

第三个回合，1986年，胡耀邦召请于光远担任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起草小组顾问。

报告的草稿这样写道：

“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

对这一提法，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还对《决议》修改稿提出了另一个修改稿。在这一稿中，加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要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等词句，且引征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的“共产主义”段落，突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

看到这样的修改意见，胡耀邦亲自给小平写信，申明不再沿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个提法的理由。

9月14日晚，这封信送邓小平。第二天上午9点，邓小平办公室即告：小平同意了耀邦的意见。

9月17日上午，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谈了近一个小时。小平说：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是还要放，而不是收。

最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终于光明正大地写入了决议，并被作为制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基础。

几个月后，邓小平再次同意了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立论，……把必须避免的‘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的请示报告。

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开。那几天，许多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照片，照片摄于浙江温州，百姓排队争相购买全文刊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党报，争抢一空！

十三大报告在我们党的纲领性文件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和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路线、战略和各项基本政策；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报告提出了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至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终于真正确立起来，它最终成为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今后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今天，“初级阶段”的理论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而它在30多年前的起点却是“割喉”式理论论争，是于光远顶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棒，拍着桌子，激动地为之辩护，用尽心机地一点一点将其写入中央文献。

中国的改革何其难也！正如光远所说——改革是对不断产生的阻力的不断克服。

    烈士暮年

正因为数年中于光远的种种坚持，因为“生产目的”的讨论，因为“人道主义”的讨论，因为“精神污染”、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等等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一直都在高压之下。

于光远自己回忆：“对那些诋毁我攻击我的批判，我都硬顶。”

有一小篇文字出自董辅礽先生，或许是于光远式“硬顶”的一个注脚。2004年4月，董辅礽已是弥留之际，他把自己最后的一篇文章发给了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请她转交于光远，文章的题目是《守身为大》。守身，乃守住自身的节操。

董辅礽在文章写到：

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与保守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有时甚至转变成政治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在这方面，于光远同志是一个典范，为学术界所敬重。

他曾多次因为倡导改革的理论而受到批判，并几乎丢了党籍，但他始终坚持真理，毫不动摇。我曾参加过一个高层机构对他的批判会。我是唯一一个以陪他受批者的身份参加的。会议充满了火药味，激烈时，有位批判者竟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于光远也拍着桌子回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进行反批判。他的这种坚持真理的学术节操，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也顶住了要我批判他的压力。

董辅礽提到的这个场景，已经不是在十年“文革”之中，而是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国改革的步履之艰辛，中国改革理论家的命运之坎坷，于光远的后半生，正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光远先生回顾以往，曾说：“我更感觉到鲁迅喜欢引用的裴多菲的那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意义，鲁迅提倡的韧性的战斗，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革命者，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要用这个精神来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