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玩学家于光远走了

CFP供图

于光远，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1915年7月，出生于上海。1934年，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底，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48年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曾任理论教育处副处长、科学处处长，直至1975年。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受迫害，被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底，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担任负责人之一。1977年，被重新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1987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1年，因患癌症住院治疗，在治疗期间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并于1992年8月出版，这被认为是十四大之前唯一一部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专著。1992年，列席中共十四大。1993年，提出“要成为二十一世纪文坛新秀”，出版了《碎思录》、《古稀手记》两本带有文学性的书。1997年，列席中共十五大。1998年，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之际，出版了《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2000年，85岁生日后“换笔”，开始用电脑写作。2002年，列席中共十六大。2007年，列席中共十七大。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办评选的“改革开放经济人物奖”和“改革开放杰出人物奖”。

2013年9月26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8岁。

9月26日凌晨3时，于光远先生走了。

4天后，在北京医院西门那个略显局促的告别室里，近千人自发地来为他送行，安详静谧的乐音代替了凄楚沉重的哀乐。前来送行的人们有满含热泪者，却也有面带微笑者，光远先生或许更愿意看到人们笑着目送他的背影远去。

生前，先生曾说，自己的墓志铭上就写一句话：大玩学家于光远走了。他说，我走了，你们还得玩啊！

被称为“地方改革家”的吕日周送的花圈和挽联置于追悼大厅的入口处，挽联上写着：“于老，您发现了改革的规律，曾给我说改革是对不断产生的阻力的不断克服。”

每一个从光远身边走过的人都会从心底咀嚼出这句话不同的含义。

灵车渐行渐远，好在光远先生留下了他的思想。翻开先生的近百本著述，我们走近光远，走进光远……

    剪影之一

1934年，于光远通过严苛的考试，从上海大同大学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插班，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成为同班同学。这一年，他19岁。于光远的研究课题是当时号称“世界上只有不超过3个人懂的‘广义相对论’”。1935年，老师周培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他把随身带去的于光远的物理学论文交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两眼放光，亲自对论文提出了修改意见。可是，等周培源回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于光远成了最积极的学生运动参与者。他最终放弃了成为一个大物理学家的梦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抗日救亡。

1937年，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要在中国招收一名研究生，于光远本很有竞争力。但他正面临着“从一个有职业的人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的选择，他“没有犹豫”。

“当我知道同班同学钱三强也准备应约里奥·居里招收研究生的考试时，我真高兴极了。他使我有了一个不去报考的借口。我对大家说，我不想和同班同学争这个名额。”

不久，考试成绩揭晓，钱三强真的被录取了。出国前，钱三强要于光远在他的纪念册上写一段话，于光远写道：

“我现在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要进行建设，你出国深造，回来之后就可以为这样的国家服务，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合作。”

10年后，钱三强回到祖国。又过了10年，于光远和钱三强都参与了周恩来主抓的《十二年科学规划》。

    剪影之二

“文革”开始，中宣部成了重灾区，毛泽东说它是“阎王殿”，陆定一、周扬分别是阎王殿的大、二号阎王，于光远作为副部级的处长，成为了阎王殿的“大判官”。他分管的事多、面宽，“罪行也就很全面”，所以他的批斗会也格外多。为此，北京组织了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联络站下设若干分站，各个分站轮流给他开批斗会。

开始的时候，都有红卫兵押送，于光远嫌烦，说，你们也不用押送了，我就自己去，反正我也不会逃避。小将们说，好吧！

那天，批斗会场设在木樨地的政法学院，于光远要进会场，红卫兵让他出示门票。

“我不知道要票，也没有人给我什么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去！”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

“别人没有票不能进，我没有票可是还要进去。”“不行，就是不行！”

很多人过来围观。

“你这个人真不讲理，这个会没有你，难道就开不成吗？”“正是这样，没有我，你们的会就开不成！”

对方猜不透于光远的来头，有点懵。

“今天你们开什么会？”“批斗会。”

“斗的是谁呀？”“于光远。”

“我就是于光远，没有我，这个会开得成吗？”“……”

于光远后来写到：“我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进去之后，便坐了‘喷气式飞机’。”

于光远挨斗也和别人不一样，站在台上，低着头，弯着腰，听着批判，人家高举手臂大喊“打到于光远”，他也喊，而且手举得特别高，他这是想借机活动活动筋骨。

光远生性爱笑，在牛棚里，也常常哈哈大笑。“棚友”林涧青认真地劝他：“我们过这种日子，有什么好笑的？你这样，别人会说你态度不好。”于光远说，“我接受他的意见，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天都会遇到我觉得好笑的事情，每当这时，我就又控制不住哈哈大笑一阵”。

特写——

    改革大潮中的于光远

    1975年，在政研室的岁月

1975年的春天，刘世定从山西回北京探亲。刘家与于光远家同住东城区的史家胡同，放下行李，他就直奔于家的院子。

于光远还像以往那样，爽朗地大笑着迎接了这位小字辈的忘年交。后来，刘世定成为于光远的研究生，并担任他的秘书。

那个时候，于光远从宁夏的中宣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在干校的最后一年，军管组为这个“阎王殿”五七干校的头号人物作出了最终的处理决定：

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属“敌我矛盾”，但“人民内部处理”，保留公民权，保留公职；开除党籍，撤销党内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到14级……

于光远坐在台下品咂着这几顶大帽子的滋味，心情并不那么沮丧，他明显地觉得“这不过是走过场而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有了一种预感：我当时的那种处境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而听了这样的决定之后，我认为它是不会作数的。”

回到北京不久，于光远身边就集合了一群老朋友、老同事，他们自发地重新开始研究因为“文革”中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刘世定1975年在北京再见于光远的时候，发现他又开始忙碌起来。于光远对刘世定说：去读读经典吧，读一读列宁，梳理一下他关于国家的论述，看看苏维埃国家体制中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想得很好，要建立一个比议会制民主更好的民主制度，把行政权和选举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更好的做法是直接选，直接管。当然，今天来看，这种方法未见得好，因为没有制衡。”没有制衡的体制必定要出问题，于光远对刘世定说：“为什么会出文化大革命？看来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

对这一“逆天”的言论，刘世定没有惊讶，在通读《列宁全集》的时候，他也朦朦胧胧地悟到了些什么。刘世定所不了解的是，当他和于光远在书房里讨论国家政治体制的时候，对于中国政治权力中心的邓小平来说，更加迫切的问题是补天。近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让中国的天塌了半边。

让邓小平负责全面工作，这其实是毛泽东无奈的选择。因为国内的经济形势已经严重地崩坏。毛只能让邓来收拾烂摊子。

那些年，“四人帮”控制了所有的舆论阵地，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邓小平想到了这群从牛棚回到京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1975年6月至7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政治研究室，于光远被任命为负责人之一。

“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分配给我这样一个工作。”于光远后来说。

胡乔木找于光远谈话，说“小平同志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机构为他服务”，考虑到工作上的方便，这个机构不是设在中央，而是设在国务院。

于光远当时就明白了邓小平的用心。“当时党中央好几个机构都在‘四人帮’手中，这个机构如果设在党中央就很难工作。”

政研室由邓小平直接领导。

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篇16000字的长文同“四人帮”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针锋相对，提出了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反修防修的指示、促进安定团结的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显然，政研室对于邓小平的用心心领神会，他们要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特别是第三项指示竖立起来，它成了一面同极“左”势力进行公开对抗的旗帜，也成了邓小平全面改革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取得了良好的成果。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比1974年增长11.9%。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

充满期待的于光远度过了这些年中最令他兴奋的一个夏天。万万没想到的是，政局的逆转竟来得那样突然和迅速。

“进入十一月，忽然小平那里不再找我们了。”

1975年11月下旬，毛泽东发动的最后一次政治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邓小平的整顿被冠以“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邓小平被再一次赶下台。

随即，“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机关内部的运动开始了”。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于光远面临着“又一次受批判”，他的工作被再一次停止，“那些日子研究室天天开会，有人批，我们这些人就天天作交代和检讨”。

但终于有人受不住，“精神完全垮了”，把连续20多次邓小平对政研室的谈话一点一滴地回忆起来，记录下来，汇报了上去。于光远痛苦地看到了这一幕的再次发生。但作为“老运动员”，他非常清楚，1976年已经不是1966年了。

很多年后，当年的政研室工作人员郑惠在临终之前回忆起这段历史，他特别提到了于光远——“于光远那次是表现最好的! 他在批斗他的会上可以东拉西扯，天南海北，交待一个多小时，什么也没有交待出来。”

周恩来去世，是于光远最感到痛苦的时刻。“在那些天，白天开会，晚上就思索中国可能的发展。我认为中国的形势，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而且不会很久，这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不能也不会沿着‘文革’十年的路走下去了。”

1976年10月7日，于光远从唐山大地震的现场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听说：“那四个人被抓起来了！”

那个晚上，于光远带着夫人，叫上黎澍、李鑫走在长安街上，边走边说。他们试图分析出“四人被抓”的消息的真伪。半夜12点，又把老朋友李昌、冯兰瑞叫到家里，大家越说越觉得这一定是真的，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这实在是一个10年来最让他们高兴的日子。

“这一天晚上，我们真可以说是‘奔走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