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3）

三、从远东到中东：美国国力因反复透支出现严重“肾虚”

早在美国崛起之初，欧洲就有了“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的考虑并得到共济会的支持。1891年，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的“罗兹会社”，其确立的宗旨为：“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34]

二战后欧洲人深刻反思了内部长期分裂导致其失去世界霸权的原因。感受最深的是丘吉尔。此前，他不理解张伯伦对希特勒德国绥靖政策的深意[35]，欧洲在“兄弟阋墙”的两次大战中倒掉后，已至72岁高龄的丘吉尔决心为英国皇室挽狂澜于既倒。1946年3月他发表 “铁幕演说”，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欧洲合众国”的概念，决心将破碎的欧洲整合为如美国那样统一的国家联合体。此后欧洲各国开始进行内部整合并在英国带动下为恢复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而默默准备。苏联学者对丘吉尔的目的洞若观火，B．T．特鲁汉诺夫斯基写道：“丘吉尔的计划是打算恢复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企图把美国排挤到第二位。丘吉尔认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美苏发生冲突。因此丘吉尔加紧鼓动美国，在对苏关系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36]

欧洲历史学家汤因比更是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37]。但丘吉尔知道恢复欧洲世界霸权不能用与美国对抗而只能用附和的方式，他因此在铁幕演说中说，“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38]，意即我们就是美国的公民，我们是你美国的坚定支持者，我们欧洲在后面跟着你美国干。欧洲人很快为美国捧出一个很不靠谱的“战略家”，他就是被捧为“遏制战略之父”的乔治·凯南。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凯南通过明码电报（这显然是在有意刺激苏联），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 542个英语单词的电报，深入分析苏联内外政策，提出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1947年7月7日，凯南化名“X”在当月出版的《外交》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战略”，此建议被美国政府所采纳。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苏冷战的先声。随后英国人又为美国推出一个更不靠谱的麦卡锡[39]。凯南的顶层设计在前，麦卡锡咄咄威逼在后，1950年把美国推送到朝鲜，1964年又将美国赶到越南，由此美国元气大挫。20世纪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凯南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后悔不迭，他说：“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畸型发展。”[40]

1953年正在经历朝鲜战争的美国人发现了问题，他们推选出与罗斯福一样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1953～1961年）上台，艾氏认识到美国已有“大权旁落”于“军工复合体”的危险，他果断地终止朝鲜战争并缓和与苏联的冷战。他恢复罗斯福路线：再次联手苏联，利用苏伊士运河危机将英法赶出埃及。失去埃及，欧洲就失去了非洲，自此欧洲霸权彻底从世界范围退出。

不幸的是，进入冷静阶段的美国外交恰遇不懂历史且喜欢冲动的赫鲁晓夫，而美利坚民族又同样是一个情绪化民族。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古巴导弹危机”惹怒美国。美国人被华尔街煽起后便挥师来到越南战场，其结果比朝鲜战争打得时间更长，败得更惨，国力透支得更为严重。

与艾森豪威尔一样，尼克松在任（1969～1974年）内也看出欧洲利用美苏冲突削弱美国的意图。为了恢复美利坚民族的元气——这与华尔街国际资本利益也没有太大的冲突，尼克松与中国握手并果断地从越南撤军。但就为了这一小小的要求，尼克松给华尔街以天大的补偿。在尼克松之前，支撑华尔街金融力量主要是军火集团。尼克松上任后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让美元与石油挂钩。这样美元就增加了另一支柱，这就是世界石油。尼克松看到了石油中潜藏着巨大的交换价值。他说：“美国只是部分地依靠进口石油和战略矿物，而欧洲和日本则绝对地依靠海外来源。我们用的石油有一半是进口的，但是欧洲进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进口百分之百。至于矿物，西欧进口百分之八十，日本进口百分之九十五。进口的小规模中断只会给美国造成不便和烦恼，但却可能在我们的工业化盟国中造成恐慌。因此，它们比我们甚至更有理由对于苏联向“西方所依靠的两个大宝库”推进感到关注。”[41]

一般来说，主权国家的不动产是国家货币价值的承担者，在此之上的劳动产品价值是其货币增值的前提。美国曾主要以军事工业生产提升美元的价值。与世界石油比，美国军工这时毕竟还是国民劳动的产品。现在尼克松将美元直接与世界石油挂钩，美元在军工之外又多了世界石油这个新支柱。这样美国金融集团便有了双轮滚动出的利润：军事胜利既拉动了军工又保证了国际石油以美元结算，美元结算造成美元坚挺；美元坚挺又有助于军事持续胜利并反作用于美元的坚挺地位。但保证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美国为控制世界富油区而必须进行持续不断而且必须胜利的战争。石油美元使华尔街不再依靠美国的国民生产；而实体经济不振的美国国民和没有独立财源的白宫却离不开华尔街。可怜的美利坚民族与当年罗马人一样——用凯南的话形容——已“变成随军谋生的一大帮子流浪者，就象前几个世纪在欧洲尾随军队蹒跚的那些无业游民那样，指望在衣食相对富足的部队后面捡点儿洋落儿”[42]。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理解了尼克松让美元脱离金本位转为石油美元的背景，也就理解了为何尼克松之后美国外交及美苏争夺的重心日益向中东集中。

尼克松为华尔街国际资本完成了美元本位从黄金至石油的置换任务后便因“水门事件”而提前下台。接着，便是尼克松以巨大代价为美利坚民族换来的不到十年的休整期。后来的杰拉尔德·福特（1974～1977年）和吉米·卡特（1977～1981年）两位总统，对苏联基本采取缓和政策。卡特与苏联缓和的同时也与中国建交。但与有意结束越战的肯尼迪不幸遇上一个爱冲动和爱放狠话的赫鲁晓夫并由此造成两国关系迅速交恶的形势相似，这时的美国虽有缓和的愿望，却阴差阳错地遇上更不冷静且话硬手狠的勃列日涅夫。勃氏对美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莽撞使卡特对苏缓和政策受到激烈的批评。美国史学家孔华润写道，“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削弱，而且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机会”；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 [43]。当时苏联攻势不知节制，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孔华润说：“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44]结果，卡特只干了一届，就为强势的罗纳德·里根（1981～1989年）所代替，里根政府的强势外交政策扭转了美国的颓势。

现在回想起来，勃列日涅夫的对美政策确实打到美国的“七寸”即石油控制权上，也正因此造成了美国对苏联有史以来最直接也是最强烈的反弹，以至美国为击垮苏联而放弃与苏联建立的战后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美国转而扶持和联手欧洲对付苏联。事情的切入口就是“波兰事件”。与1956年的波匈事件中美国不介入的政策不同，1980年的波兰事件中美国真正插手波兰，利用天主教的力量，整体性地拉动东欧国家的反苏情绪，最终促成苏联的逐渐“改革”和最终解体。勃氏反美不知轻重，硬将美国打出由美苏共同支撑的欧洲雅尔塔体系，至使苏联继而美国因独木难支而坍塌。有鉴于此，2011年6月2日，美国防长盖茨在赴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专机上，称“美国不想遏制中国发展”，并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45]前半句话的有效性盖茨本人无法保证，但后半句意在提醒中国外交不要重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那样不给对手退缩留有余地的失误。

苏联解体后，欧洲和美国的日子特别好过。它不仅控制着中东石油，同时苏联解体也向美国和欧洲流失出相当的战略资源和大量浮财。东欧再次成为欧洲的“奶牛”，为欧洲的复兴提供“原始积累”，苏联让出的战略资产和财富也养肥了美国。老布什开启海湾战争与苏联解体前后相随，这两件事为美国军工、能源及建立其上的金融集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益，由此造成了从老布什（1989～1993年）至克林顿（1993～2001年）的十年黄金时期，此间美国似乎成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参照系。到了21世纪初，苏联解体给西方带来的红利因普京上台和欧元出现而大幅缩水，美国危机随之加速扩大。小布什开启的阿富汗战争与欧元的出台也前后相随，这时的美国已感到了美元的危机。因为中东出现了以欧元结算石油交易的苗头，2000年伊拉克宣布在“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改用欧元结算[46]，这在勃列日涅夫之后再次触动了美国的“七寸”，由此引发小布什利用“九一一”事件，挥师阿富汗继而发动伊拉克战争。

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放在国内产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这等于将美国的安全基点从本土移置中东，这样，华尔街国际财团就将超负荷的国防任务强加于美利坚民族并使之自越南战争后再次透支了它的国力。2007～2009年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96%左右[47]，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其间的关系是，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能源的扩张；军工能源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返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如此恶性循环，至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而危机又恰恰以战争的失败或难以为继为先导。美利坚民族有自己的货币即美元，却没有独立支撑美元的民族产业，也没有独立的国家银行。其造成的恶果是：美利坚民族因反复透支导致“肾虚”，它只能按华尔街的旨意超负荷干重活以从华尔街国际资本那里乞讨点财政补贴。

现在治愈美国“肾虚”重病的有效“药方”是“迈开腿、管住嘴”，即对内加强民族产业，对外少搞侵略扩张。最近美国总统说要再工业化也即此意。美利坚民族若有自己的民族产业，就会有自己国家控制的银行和国家独立的财政来源，如此就可摆脱华尔街国际资本的控制，但这是华尔街不允许的。正因此，华尔街国际资本势力不仅反对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反对美国的民族主义。前阵华尔街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说：“在民族主义主导的舆论氛围中，美中两国不可能合作。”[48]这话正确的解读是：在民族主义主导的舆论氛围中，美中两国人民不可能与华尔街合作。华尔街国际资本若遇上以美利坚民族的利益为优先的总统，轻则就会立即将他推向“财政悬崖”；若再不悬崖勒马，其下场不会比林肯、麦金莱、肯尼迪等更好[49]。

现在经常有人批评美国，其实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也是一个勤劳勇敢有智慧的民族，他们已认识到目下的美国已不是美利坚民族的而是华尔街国际资本的牟利工具。白宫已不能代表而最多只能兼顾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它在主权形式上是独立的，但其核心部门比如金融、财政、外交等却被代表国际资本的华尔街势力所操纵。从外部说，美利坚民族已经变为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被（华尔街国际资本）压迫民族；从内部说，与美国初期不同，这时美利坚民族已与华尔街国际资本的利益尖锐对立且不可调和了，目前美国人民的抗议声浪日益向华尔街国际资本集中。

有人会问，难道美国华尔街会牺牲美国？这并不奇怪。如前所述，共济会的目的就是要在资本权杖下实现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统一。他们也曾参与并支持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冲突，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民族国家而是为了最终让民族国家屈服于国际资本并由此消灭之——目前欧洲希腊、塞浦路斯等欧洲小国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这场历史大剧的序曲。2013年4月2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如果欧元区真有诚意克服旷日持久的欧债危机并重新赢得市场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各成员国就必须为在欧盟宪法框架内向欧盟机构让渡部分相关领域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权做好准备。”默克尔强调，欧盟各国不应只是在面对危机时才寻求团结，压力缓解时便各行其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最高机构需要在某些领域被赋予强有力的最终话语权，否则欧洲一体化建设将缺乏根基。[50]2002年8月11日，《美国年鉴》发表记者威廉·香农写的题为《毁灭美国计划大揭秘》文章直称：“彼尔德伯格正在追求一个后自然主义时代，那时将没有国家存在，而只有不同的地区，全世界共同拥有一种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将拥有全球经济、单一世界政府（这一政府是选择而不选举出来的）和共同的信仰。为了确保实现这几个目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致力于更先进的技术方法，很少考虑大众的想法。”[51]国家主权对目前的国际资本而言，只是它通向统治全球目标道路上必须利用同时又必须不断离弃的台阶。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华尔街不会在意美国，在将美利坚民族榨干之前，它会准备好新的国家附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财团借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杰出贡献携带巨资大批重返欧洲——也可能还有一部分来中国“探路”。

2001年的“911事件”打击的对象是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而不是白宫，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而不是“占领白宫”的运动。以往的人民运动都直接以政府为对象，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国人民却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与早期的工人砸机器行为不一样，而与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些相似，这两大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较早觉悟的人群。这说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坚民族正在觉醒：不管这种觉醒是自为的还是自发的，他们都意识到了世界问题的要害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不是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民而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值得注意的是，自“占领”运动后，美国出现了更具破坏性且愈演愈烈的“枪击案件”[52]和正在一些州涌动着的从联邦中分离出去的情绪[53]：前者如果枪口一转就意味着社会革命，革命的对象不会是白宫而一定是华尔街；后者则意味着美国的分裂，美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依附于华尔街的而是代表其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造成美国危机的原因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对美利坚民族的超负荷压迫，若无非常手段化解，美国的前景是非常不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