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

张文木

张文木简介

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2000－2001年年度国家公派赴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访问学者，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Beijing University ofAeronautics &Astronautics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著有 《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科技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2010年版）、《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2010年版）。

 [内容简介]美国早期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尼克松更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使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脱离了国民劳动，并直接转换成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此后，美国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并强迫国际社会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但瞬间剧增的石油美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这些巨额回报并没有增加美国国家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美国的力量。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国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以及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殖民地”现象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扩展，是当代帝国主义腐朽性的重要表现。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它每隔几年发表的各种白皮书和各类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笔者试从这个角度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战略东移”可能的走向及中国应对政策做出必要的分析。

一、美利坚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异化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国家需求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美国最早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Cohen）等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3]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美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大体一致，尚属民族资本范畴。华盛顿早期强调工业立国。就职的当天，他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4]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5]美国在林肯时期完成了国家统一，终止了美国对英国的政治依附，走上了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遇，美国利用这次战争联手苏联，将法国诺曼底作为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将东欧让给苏军解放，由此欧洲为所谓的“铁幕”一分为二，欧洲世界霸权从中心地带被摧毁。随后，美苏并列成为世界霸权大国。二战后期，美苏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分割世界，最终形成由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苏联控制东欧和远东陆地部分、美国控制海洋和整个西欧的划分。这个划分是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权基础。

在这“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中，美国的军工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美国军工集团也从国家那里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太平洋战争前夕，罗斯福曾对军火大亨们说，欧洲打仗，我卖军火：“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鼓掌）”[6]这里，“维护它们的独立”就是保持欧洲破碎状态的另种表述；换言之，只要欧洲保持破碎，美国军火就有市场。二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苏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军事工业。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7]

注意：艾氏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华尔街[8]的军工财团——哪怕在和平时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军火，而拉动军火工业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必须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且不能停止战争。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乃至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它用于保底的基数——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补白宫并由此控制美国财政。如果白宫拿钱不办事，摆在它前面的就是“财政悬崖”——由此可以解释为何美国枪击案频发而禁枪难以立法[9]，以及在二战后美国又提出遏制理论并继续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

美国称霸世界之后，其政治结构便日益失去民族性和独立性。这时美国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军火商操纵了。美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特别是国防部的官员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10]。而对于那些试图停止战争从而使国家摆脱军火商控制的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美国总统（如肯尼迪）不是被暗杀就是被换掉。他们知道，民生工业在和平时期只会有助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而非军工复合体的成长；一旦美利坚民族有了日益壮大的民族工业，就会有自己的财政来源继而有国家可以控制的银行，这样白宫与华尔街的地位就会发生翻转。这是华尔街国际资本财团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而避免这样结局的方式只有不断制造战争。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谁的，是美利坚民族的还是军工复合体的。列宁一针见血，他说：“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1]具体说到美国，华尔街国际资本就是这个“银行和工业溶合或混合”力量的象征。如果它可以为美利坚民族国家所掌握，也就是说，如果白宫能够决定华尔街，那它就是民族的力量——比如当年的英国，这样的霸权还是压迫民族的霸权；现在的问题是，今天的美国已与列宁时期大为不同，它已“大权旁落”：是华尔街国际资本决定白宫而非相反。奥巴马二期连任甫始便遇到的“财政悬崖”就是华尔街国际资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国总统的方式之一。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称美国中情局常用暗杀手段对付与美国拉开距离的拉美左翼领导人[12]，何止于此，即使是美国总统，如要想与华尔街国际资本拉开距离，其结果也是朝夕不保。事实表明，今日之“美国”已非华盛顿创建的那个美国：那时，正如李斯特所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13]，而现在它已成了华尔街国际财团而非民族资本的代名词。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片面增长与当年工业帝国主义英国以战争扩大殖民市场，以殖民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结果不同，而与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似。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的相当部分在美国并没有进入除军工之外的其他生产领域，除了一部分中饱军火巨头的私囊外，其余的则经华尔街扣除后由白宫财政进入了国民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业以及随后的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14]。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华尔街国际财团在获得足够利润的前提下取出一部分用于安抚美国人民。比如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普遍分享到了来自苏联的浮财利益。与19世纪后半叶欧洲出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其间欧洲普遍出现“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英帝国也在其间达到它的顶峰——是建立在中国和印度被英国打败后向西方释放出的巨量浮财之上的现象一样，20世纪末西方出现的普遍“繁荣”及由此造成的西方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也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垮台中释放出的浮财流入西方的结果。

但是，既然是浮财（而不是本国实体经济的利润回流），那它就不会持久。19世纪的欧洲的“维多利亚”繁荣从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束，维持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末期出现的西方繁荣，自苏联东欧垮台至“9·11”事件，其间则有十几年的光景。

但是，与当年的英国不同，来自南方国家的巨量浮财并没有刺激美国的实体经济——这是民族国家的基础，而是使美国由以往的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性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社会结构，并且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把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和财政支持跟社会上其他事业联系起来”[15]。结果与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实或虚拟的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国人的劳动精神。实体经济的衰落削弱了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政府只能听由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摆布，而金融家与吸血虫一样，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供其吸血的附体——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不吸取在朝鲜和越南战败的教训，在国家持续衰落时还要屡败屡战，不断发动扩张战争的深层原因。时至20世纪80年代，凯南已看明白，他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16]

如果说在尼克松之前，华尔街的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需要战争以支撑其赢利。为了战争，他们需要理由：于是他们将凯南提出的目标远超出美国国力的从全球遏制苏联的战略瞬间炒热，而对于同期李普曼从美利坚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17]的节制国力的观点有意淡化，对于主张从朝鲜或越南撤军的总统或暗杀或缩短任期。这时的美国已成为华尔街盈利的工具。美国乃至接受它资助的外国总统上任后不管推行什么政策，如不能为华尔街获利，就必须走人。

但这对美国还不是最坏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在尼克松之后。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直接变成了脱离了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自从古罗马的存在方式建立在对外战争而不是国民劳动后，其统治者依靠的就不是罗马公民而是军阀；华尔街的赢利方式一旦摆脱美国的实体生产和国民劳动，它也就摆脱美利坚国家及其民族性约束。同样的道理，由于美国国民已失去国民劳动的基础，它也就只有听凭华尔街国际资本的摆布了。学者梁亚滨指出石油美元这种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美元。”[18]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尼克松连任的第二年（1973年10月）便发生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原因。沙特是第一个同意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有价证券——也只能购买有价证券而不能购买股票、不动产或其他有形资产——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国家。1975年“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19]。1977年10月，“欧佩克”宣布石油价格由每桶3.011 美元提高至5.11美元。稍后，又再度提高到11.65 美元，结果使得世界的国际收支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由于世界当时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油价的暴涨使世界各国对美元需求激增，这大大“抵消了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20]。由此美元从黄金本位被推入石油本位时代。美元的基础也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严重在几十年间迅速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金本位条件下的美元靠国民劳动产品支持，而石油美元则依靠为控制世界富油区的对外战争胜利来保证，这大大地满足了美国华尔街军工财团的利益——当然也同比地加重了美国国民的负担，同时为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军工利润外又增加了新的能源支持。军工保证能源、能源保证金融，金融在军工、能源双滚动中增值，这最终保证华尔街国际资本在美利坚合众国中的主宰地位。美元依赖国际石油交易后，华尔街国际资本就彻底与美利坚民族相分离，并利用手中掌握的世界资源牢牢钳制着美利坚民族并使其成为华尔街牟利的工具。这时的“爱国”就成为美国国民日益听不懂的词汇。

现在看来，今天的华尔街财团就是被曾寄生于欧洲并被欧洲各国驱逐到北美，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坐大，并在尼克松之后彻底转变为寄生于美国体内且尾大不掉的癌变力量。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军火和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价值，尼克松之后，其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并由此强迫国际社会维持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军事手段予以惩罚。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彻底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劳动而是打仗，“美国制造”不再是民主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美国前议员戴维·A·斯托克曼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标准普尔500指数于2000年3月首次达到目前水平以来，美联储疯狂的印钞机已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六倍（从5千亿美元增至3.2万亿美元）。然而，在此期间，经济产出年均增幅只有1.7%（这是内战以来最慢的增速）。[21]

这说明，以大量美国国民生命为代价、用战争维持的石油美元虽然使美国财富瞬间剧增，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也并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国际资本的力量。美国国民似乎比中国人更明白这是问题的关键，2011年他们发动街头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宫或各州政府而是华尔街。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利坚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