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方能取信于民

“朕嗣膺宝历，抚育黎献，夙夜战兢，若临川谷……每虑幽仄莫举，冤屈不申；一物失所，乃伤和气；万方有罪，责在朕躬。所以寤寐增叹，而夕惕载怀者也。”“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政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达，彝伦有章。”

上面这几段佶屈聱牙的话出自一位皇帝的诏书，翻译成现代白话，大概意思是说：我有什么才德，勉强坐到这个位置，安抚百姓，掌管一切事务，我怎能不夜夜警醒，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此，我要做到尊师重道，弘扬风尚；广纳群言，从谏如流；勤于政事，抚民安生；特别要务从节俭，力戒奢靡，居住只求安宁，吃喝只求饱足，用我的言行作为范例，由此垂范后代。

这几段话，可以说字字珠玑、句句金玉，即使尧舜再世，恐怕也不能说得比这更漂亮了。可是，谁能想象这些话竟出自隋炀帝之口？没错，就是隋炀帝，那位穷奢极欲、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好谀恶谏、刚愎自用，“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隋炀帝。莫说我们难以置信，就是当时的唐太宗也不能理解：“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再来看另外几段话。

“北极紫宫，惟皇宅中，身为民表，心与天通……冲和者养威，淡泊者养禄，惕励者养安，忧勤者养乐。”“乞皇上……敦尚俭德，撙节财用，诸凡无益之费、无名之赏，一切裁省，庶国用可充、民生有赖。”“皇上亦宜仰尊圣母慈训，痛自改悔，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胤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几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庶今日之悔过不为虚言，将来之圣德愈为光显矣。”

这几段话，是明万历初期，内阁首辅张居正向年轻的万历进言中的一番教导与规劝，情真意切，谆谆善诱，有的地方甚至毫不隐晦、直陈得失。看到这些奏章，当时的万历总是虚心接受、铭刻在心，在他心中，这位为人师表、不怒自威的“张先生”俨然就是圣人、道德的化身，他的话岂有不对、岂能不听？直到张居正终于逝去而万历终于长大并亲理朝政，他才极度震惊地发现，这位满口忠言直语、处处以圣贤自居的老师，生活却原来如此奢华，声色歌舞不绝于身，金玉珠宝琳琅左右，而在他的教诲与督导下，自己身为九五之尊，甚至都没有钱赏赐宫女，以致不得不打白条记录在册以待日后兑现。特别是，这位老师甚至曾经无所避讳地当面劝告他“疹后最患风寒与房事”！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让万历既伤心又出离愤怒？

上述隋炀帝、张居正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这个问题不仅在他们身上存在，封建时代的统治阶层可以说屡见不鲜；不仅古代存在，在今天一些领导干部中间一样不曾消亡。特别是对照一些贪官锒铛入狱前的“豪言壮语”，简直令人感觉世间最讽刺的事莫过于此。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在担任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时所说“一想到广西还有700万贫困人口，睡都睡不着觉啊”，怎不令人怦然动容？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所写“从政为官三十年，回首往事心怡然。休言怀才谋大略，但愿清廉归平淡。平生只念苍生苦，富民强国求发展。历尽艰辛终不悔，一腔热血荐轩辕”，怎不使人肃然起敬？——谁能料到向之所荣，翻为今之所耻！

之所以出现言与行的严重脱节，或者说，行为这般低下语言却又如此高调，很大原因在于他们其实心里也清楚自己行为的恶劣，为了装点形象，就必须把话说得越满越好，似乎这样就可以掩人耳目、瞒天过海。但是，正如有一句话所说：“你可以一时地欺骗所有人，也能够永远地欺骗一些人，但无法永远地欺骗所有人。”再美的谎言终归有败露的一天，纸毕竟包不住火，当它们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昔日的信誓旦旦言之凿凿，只变成如今的无尽笑谈。

但是，再对这个问题往深处思考，其实，不论是隋炀帝还是张居正，他们未必都故意在演戏——隋炀帝再十恶不赦，也不可能在宣告天下的诏书中公然鼓吹享乐、涂炭生灵；张居正再坦然，同样不可能鼓励万历纵情声色、荒废政事。与其说他们言不由衷，不如说他们只是在一个规定的话语体系中，说出了他们只能说、也不得不说的话。

任何一个政权的统治都需要一套话语体系来构建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传达其制度形式与行为方式，正如其在建立时期同样需要一套革命话语进行鼓动宣传。例如，在封建时代，三纲五常、以民为本、重义轻利、成俭败奢、亲贤人远小人……构成了其描绘并承诺实践的治国理念与方式，也形成了一套定式成型的话语体系，包括特有的语言风格。这一套话语体系，并非虚张声势、冠冕堂皇、空话套话、表面文章那么简单，它们是对政权属性、目标、任务、方向、道路等的解释与塑造，本质上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话语基础。当隋炀帝、张居正进行上述言说时，他们也许不以为意，甚至可能应付了事，却没有意识到，这实质上是他们作为政权架构中的某种角色，在其话语体系下必须说的话，除非他们不想置身这个政权之中，或者说，除非他们希望这个政权不存在。

从而，我们就不难理解官员言行不一对于一个政权的毁灭性打击。如果说民众相信一个政权，那么首先，他们必然是相信了这个政权的话语体系，通俗地说就是政权的宣传。官员话语无疑是政权话语体系最重要的表达途径与内容。因此，当官员一再出现严重的言行不一问题时，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民众对于官员话语的强烈怀疑，不仅仅损害了官员自身以及政权的形象，而且摧毁了民众对于官员话语背后政权话语体系的信任。某种意义上，一个政权的崩溃，首先表现为其话语体系的崩溃，或者说意识形态的崩溃。也就是无论它说什么、怎么说，民众都会对这套话语体系的内容不屑一顾，对其风格嗤之以鼻。

当一个政权无法通过其话语体系来凝聚民心、鼓动民志、获得民意，任何言说都受到民众的冷淡对待，那么它事实上也将无法做任何事情，并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如果说官员言行不一破坏的是政权合法性的话语基础，那么，只有知行合一才能取信于民，使民众真正相信其言说不只是政策宣传，而确实是崇高理想的真诚表达，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庄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