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大国情结”与中国对印战略

摘要： “大国情结”不仅是印度外交战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对其安全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应充分重视印度“大国情结”，积极主动地回应其对华友好面，淡化中印结构性矛盾，力图促成印度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或至少避免成为阻碍。

关键词： 印度;“大国情结”;中国;中印关系

在冷战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印度被认为是多强之一，实力地位与俄、日、英、法、德、中属于同一等级，而在这个等级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又被认为大于其余国家。[1]虽然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大国，在谋求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等方面享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然而，作为同属一个实力等级，而又毗邻而居的强国，两国之间既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又存在涉及现实利益的具体矛盾。[2]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不可避免的采取了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和摇摆性的对华政策，既有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的一面，也有防范甚至敌视中国的一面。[3]对中国而言，印度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如果印度与美国走向结盟，对中国的遏制作用不言而喻，将会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中国应该积极主动的回应印度对华友好的一面，化解敌对情绪，淡化结构性矛盾造成的负面影响，力图促成印度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或至少避免使其成为中国崛起的阻碍。落实到具体政策上，中国应该更有效地接触印度，避免其与美国结盟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笔者认为，印度的“大国情结”是中国对印战略关键着力点，不妨细加斟酌。

一、“大国情结”与印度战略

“大国情结”是对印度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谋求世界大国地位，渴望与其他世界大国平起平坐的抱负的归纳。甚至在印度建国之前，“国父”尼赫鲁就表现出强烈的“大国情结”。[4]建国之后这种情结不断放大，不仅强大到可以渲染印度政治精英的安全观，还可以左右印度的外交战略、乃至直接影响印度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今，实现印度的大国地位不仅是少数政治精英的抱负，而且已俨然上升为印度国家意志，成为超越政见、党派、意识形态差别的社会共识。[5]印度的“大国情结”及其附带产生的战略思维，是其人口地理因素、辉煌的古代史、甚至殖民经历共同作用之下，并被其现代政治架构不断放大加强的结果。[6]由于历史遗留因素和现实体制因素都无法轻易改变，并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效果，因此这种“大国情结”在印度成为根深蒂固，经久不衰的思想元素，而且这种情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印度的“大国情结”表现为对国际地位和大国身份的极高关注，而这种关注又体现在强弱两方面的目标：在国势呈现上升的历史时期，印度渴望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在国势出现下滑的历史时期，印度唯恐被边缘化，并力图避免被国际社会定格为“与巴基斯坦同等级别”的地区力量。出于这种“大国情结”，印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借助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多种途径，力图实现这两个目标。诚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振兴国势、谋求国际地位的抱负，但是印度的这种情结显得有所不同，因为印度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混淆了“途径”和“结果”。一般而言，“取得大国地位”的目标是谋求具体国家利益，其本身并不被视为目标或最终结果；但是，“取得大国地位”却被拔高为印度全力追求的结果，进而使许多具体的利益都屈服于这个孤立的目标。正是这种“途径”与“结果”的错位，导致“大国情结”能够作为决定性因素对印度的整体安全观和外交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冷战结束至1998年，以及1999年至今，印度的外交战略就经历了两次转折性变化。虽然引发这两次重大变化的直接诱因各不相同，但源头都可以归纳为印度“大国情结”，并且是这种情结影响下，印度在强弱两方面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集中体现。

冷战结束以后，虽然印度的领土和国家安全并没有受到实质性威胁，但是时任拉奥政府（NarasimhaＲao）外交秘书的迪克希特（J.N.Dixit）仍然确信“（印度的）潜在的威胁依然存在。”[7]印度感到深受威胁的原因在于，冷战以后的局势对其国际地位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而受这些负面影响的共同冲击，印度有可能被国际社会边缘化，进而落入孤立的深渊。而对于极其重视国际地位的印度政府来说，这种被边缘化和孤立的前景自然被视为“最大安全威胁”。具体而言，不利影响来自多个源头。首先，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这使得长期追随苏联的印度自认为是冷战失败的一方，在新秩序中感到倍受孤立和漠视。其次，不结盟运动在冷战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失去赖以生存的战略空间，印度作为“第三极”的国际影响力急剧减弱。[8]第三，在失去苏联外交保护伞的情况下，印度在国内经济改革、人权状况、核不扩散等方面受到了西方国家大肆的指责和批评，其直接面对的国际压力陡然增加。此外，“将印度经济推向崩溃边缘”的1990－1991对外支付危机也使印度感受到了外来的重重压力。审视以上因素，导致印度危机感猛增的主要因素是由印度国际影响力和地位下降而引发的“大国情结”受挫，而非来自外部的军事压力。正是在这种由“大国情结”受挫导致的危机下，拉奥政府于1991开始实行经济改革。虽然这一时期的印度领导人并未就经济实力的战略意义有过公开论述，但事实上，对外开放和发展经济已经被视作巩固国家安全和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方面。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是，这个时期印度的外交战略也经历了革命性的调整，提出将“为经济恢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外交活动的方针。

与此类似，“大国情结”同样也主导了印度1999年的外交战略转型。与20世纪90年代初不同，1999年的变化发生在印度国势上升期，可以视为印度积极谋求大国地位的产物。拉奥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不仅在短期内激发了印度的经济活力，而且使印度进入了持续发展的快速车道，摆脱了困扰其经济发展几十年的所谓“印度发展率（Hindurateofgrowth）”。[9]因此，印度的国际地位也有了“质的飞跃”，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兴经济大国。此外，国际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有利于印度的新变化。中国持续增长的实力使其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急剧加深。[10]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被赋予主要大国间力量“均衡器”的新角色。这个新角色与印度传统上坚持扮演的“不结盟”领袖相符合，只是从前的平衡苏美，变成了现在的平衡中美，这使得印度信心倍增。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有利国际形势使印度看到实现大国之梦的战略机遇，在这种“大国情结”的指引下，印度开始进行战略转型，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方面积极向世界大国地位发起冲击，此前的“温和外交”也逐渐转轨为“强势外交”。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经济实力”、“国内凝聚力”以及“技术优势”等被印度官方长期忽略的因素也都被正式确认为“维护印度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被视为获取大国地位的关键因素。

以上分析可见，透过“大国情结”不但可以解释冷战以后印度安全观和外交战略的系统性变化，对于较为孤立的政治事件也有极强的解释力。比如以“大国情结”为出发点，印度1998年的核试验和此后复杂而微妙的大国关系变化就能得到比较好的诠释。从军事安全战略的角度看，印度拥有核武器并不能直接使其外部安全环境得到改善。在印巴双方都具有核武器之前，印度的总体军事实力强过巴基斯坦；但是在南亚核武化以后，印度的这种总体的军事优势就被“非均势核威胁”现象抵消，就此而言，印度非但没有变得更安全，反而因为受到了额外束缚而变得相对不安全。因此，以军事安全战略为出发点，印度这种举动的逻辑似乎不能自洽；然而，以“大国情结”为出发点，核试验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解释：哪怕南亚核武化会恶化印度的安全环境，哪怕核试验引发的国际制裁会严重制约印度经济发展，哪怕核试验会引起邻国的剧烈反应，印度依然选择发展核武器，因为“核武器和可信的核威慑能力是世界级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加入核俱乐部是实现其大国梦想的重要步骤。”显而易见，在印度政府眼中“发展核武器”与其国际大国地位是绑定的，尽管核武器带来的实际效用有限，但印度依然不惜代价追求这个目标。虽然时任瓦杰帕伊政府外交部长的亚什万特·辛哈坚称，印度的有核国家身份“拓展了印度的战略空间”，但是考虑到进行核试验所造成的巨大机会成本和战略风险，印度的核试验更像是纯粹为了大国地位而进行的冒险，是“大国情结”倒置“途径”和“结果”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