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载振说,中央政府应该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同时,应该刺激政府内部的竞争机制和服务民众的机制,由于庞大的政府体系和终身保障的公务员体制,中国政府部门内部存在着不少“不作为”现象,这会严重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
阿根廷经济学家马蒂亚斯·卡鲁加迪说,未来中国经济生活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完全摒弃国家干预不现实,但干预的方向应当朝着如何让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如何保证公平竞争和社会公平方面演进。转变政府职能并非削弱政府的作用,而是构建一个规模更小但效率更高的政府。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中国政府未来要加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在政府等级设置上,他建议从现在的五级政府精简到三级政府。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柏思德说,中国政府特别有必要改变国有企业的职能,以提高它们的效率。此外,消除国企的垄断地位、引入更多竞争也非常必要。总体来说,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更多地分开。
意大利曼达林基金合伙人阿尔贝托·福尔基耶利认为,应该削弱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过于密切的纽带,使私营企业获得贷款更加容易,商业银行应该在市场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帕尔蒂尔建议,要加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以监督地方政府。废除市以下政府的某些行政职能,以加强地方政府与本地人民需要之间的关联,人民就有办法使地方官员对他们负责。在地方层级上,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在使官员对本地人民负责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参与记者:贺颖骏、黎藜、王玉、权香兰、杨敬忠、宣敏、刘宇、张大成、石莉、叶书宏、赵燕燕、陈济朋、胡隽欣、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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