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细微之处见精神
1949年进入北平后,董必武住在东城锡拉胡同,房子不大,办公室也只有十几平方米,机关管理局的同志要他搬进中南海,他婉言谢绝。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如果搬进中南海,原来重庆、上海的党外老朋友要找我就没有现在这样方便了,这对工作不利。现在总理工作很忙,在统战工作方面我能分担一些劳累的话,就应该多分担一些。
杨显东是留学美国的棉花学博士,20世纪30年代后期还访问过苏联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与董必武在汉口相识后,董必武指引他走上了一条留在党外发挥作用的革命道路。1949年9月,杨显东作为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来到了北平,专门到锡拉胡同董必武家拜访。董必武很高兴,与他双手紧握,久久不释。
政协会议后,杨显东接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通知,他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颇感意外。他觉得自己能力有限,还是从事棉花科研工作比较合适。他又一次拜访了董必武,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了董必武。董必武一边倾听,一边点头,对他说:“你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是我经过认真考虑又和周总理商量后决定的。”董必武鼓励他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积极参加全国的土地改革,加强思想改造,争取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董必武广交党外朋友,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关心备至,问寒问暖,但请客却从来不大摆宴席,不搞过多的菜肴,礼数到了,情义到了即可。1955年,谢和赓、王莹夫妇从美国回到祖国,暂时住在北京一招待所。董必武抽出时间接见了他们,专门“宴请”时,也只是在平常的饭菜中添加了三个被他称为“保健菜”的普通蔬菜。董必武见他们没有穿大衣,关切地询问:“冷不冷?衣服够不够御寒?在招待所的生活怎么样?是否适应北京的天气?”他还说:“现在你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中了,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的,尽可以向组织报告。”董必武还鼓励王莹搞好创作,特别是把在美国的遭遇抓紧写下来,以免时间久了“冷了气”。在董必武的鼓励和关怀下,到“文革”前夕,王莹终于将《宝姑》《两种美国人》两部书稿写成了。后来,王莹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表达对董必武的感激之情,信的末尾是两句诗:“思源‘两书’念董老,无限深情永难忘!”
解放前,董必武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有过广泛的交往,并建立了牢固的友谊。爱国民主人士对董必武也非常信赖,常常诗以言志,歌以咏志,表达相互间的情谊。新中国成立前后,董必武继续与他们诗来歌往,相知甚笃。1949年3月18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等一行20余人由华东解放区经天津到达北平后,立即题诗向董必武致意,董必武立即作复:“蒙示大作,奖饰愈恒,弥增惭感!久未作诗,机滞调塞,殊不成句,既承命和,又不敢违,勉凑一首,即祈斧正是幸!”他写道:“旧事重提我欲愁,巴渝宁沪记曾游。几经曲折谋和议,备受摧残抗逆流。黩武之徒吞恶果,拥民为主是嘉猷。南方底定君歌咏,应与龙吟凤哕俦。”诗中充满了对党外朋友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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