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海：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和主要任务（3）

二、全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

从总体上来讲，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是一致的，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这是一个总的判断。

1、一方面，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处于黄金发展期

为什么讲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工作处于黄金发展期？第一，我们的理论创新硕果累累。3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思想理论创新很多，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最近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党像我们这样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我们国家之所以30年来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思想在不断进步，理论在不断前进。第二，我们的理论武装工作效果卓著。从中央领导到一般的老百姓，对我们党的基本理论是比较熟悉的，包括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发展观等等，都是比较熟悉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成果是比较多的。第三，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方式不断改进。除了有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个顶梁柱，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普及的柱子，同时我们还出了很多书籍、电视片等，丰富了宣传工作方式方法。第四，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初见成效。近年的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加深，一方面加强文化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方面成果也很多。

总之，这些年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比较好，影响也越来越大。

2、另一方面，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处于矛盾凸显期

为什么又说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目前处于矛盾凸显期呢？是因为还存在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我总结了八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思想较量。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但围绕究竟怎么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年争论还是很多的。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行了，甚至有一些退休的领导、教授都发表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影响很不好。比如说《炎黄春秋》曾经发表文章，公开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还有香港的一位著名学者，他讲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了，我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再钉一个钉子。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多错误的言论，混淆了人们的视听。

第二，在改革方向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思想较量。这些年，每到关键时候特别是中央开大会时，就会出现万言书满天飞的现象，有的从左的方面，有的从右的方面攻击我们党和政府。2008年还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零八宪章”，核心就是鼓吹西方的价值观，认为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套价值观以及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人类发展的主流，中国要发展也要汇入世界发展的主流；抛弃我们现有的体制、制度。其本质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搞西方那一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编写了一本书叫《六个为什么》，从理论上澄清是非。

第三，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比较严重的脱节。比如，我们整天在讲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一些党员干部阳奉阴违，存在双重人格，这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又如，意识形态工作在实践中存在空转的问题。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忙得很，每天都在写文件、发文件、发文章等，但是实际上这些文件、文章就是在少数人当中流传，甚至只是在意识形态工作者当中空转。真正有哪些落实了？对此大家思考比较少。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变好，特别是今年以来习总书记抓工作非常实。又如，我们的理论宣传品缺乏层次性，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这个情况很普遍。比如我们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总的来讲是好的，但是对中学生、大学生、领导干部，给他们讲的话都是一样的，这样就不会有好的效果。对小学生按道理应该多讲一些利于他们成长的思想道德方面的知识；对中学生特别是对大学生可以给他讲一些基本的道理、基本的原理；对领导干部应该多讲一些社会知识、世界发展的形势等等。但是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此外，就是内外宣传没有把握好界限，很多对国内讲的话，原封不动翻译出去，效果不好。

第四，思想界及青年思想工作面临新的矛盾。这些年思想理论界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指导思想一元化的问题。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有的人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经济都多元化了，利益都多元化了，人群也多元化了，思想为什么不能多元化，还要搞一元化？好像很有道理，实际上不对。为什么不对？就是他没有搞清楚国家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必须要有统一的指导思想，这种统一的指导思想并不影响每个利益群体和每个人思想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不应该叫多元化。比如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一个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能变的。至于在这个复兴当中，每个党派，每个团体，每个人应该做什么工作，那是多样的，可以选择的，这是不矛盾的。

又如，这些年争论的普世价值问题。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认为，他们掌握着普世价值，全世界都应该按照这个价值标准去办事，谁不按照这个标准办事就是非民主国家，我就要打你。在这种问题上，这些年国内也出现了很多争论。我自己认为“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抽象地讲是存在的，具体地讲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一概否定普世价值，但决不允许别人强迫我接受某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就像吃饭，谁都追求吃好饭，但好饭的具体标准能一样吗？中餐与西餐的美食标准是不同的，这是常识。政治民主也是这样，谁都可以讲民主，西方讲民主，我们中国共产党难道不讲民主吗？我们共产党就是靠搞民主起家的，要不是搞民主和追求自由，当年哪会有那么多青年跑到延安去？但是我们讲的民主、自由跟美国人讲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的民主、自由是代表老百姓的，美国人讲的民主、自由常常是代表大的利益集团的，特别是代表富人的。要把这个道理给老百姓讲清楚，如果讲不清楚，就会造成很多的矛盾。

还有，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的专业教育之间存在矛盾。我们在这里讲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专业教育方面大讲西方的东西。比如经济学、政治学,很多就是把西方的原版教材搬过来，甚至都不翻译，有的翻译过来了也不加评语,不加前言，直接向学生灌输。结果就出现了很多专业不讲马克思主义，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很反感。这几年我参加了中央理论工程教材的编写和审定工作，我们的一些教材在初稿写作期间都参照西方教材。比如，政治学不讲中国的党、政府、人大和政协“四大班子”。为什么不讲呢？就是认为政府才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党在西方是民间团体,不需要讲。这是完全不对的。西方的党跟我们的党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宪法规定的领导者；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与执政党是合作关系。这些问题不讲等于误导学生，误人子弟。学生毕业后假如到党的机关去，或者到人大、政协去工作，不懂“四大班子”的运行机制，怎么开展工作？

再一个是青年人群的生存状况和思想教育之间存在矛盾。我们跟青年人讲要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社会主义，讲了很多。但是一遇到实际生活，他就觉得讲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他的生活压力那么大，住房、结婚、生子、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等等，有一大堆问题，讲的那么多东西对他有什么用？所以，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怎么跟老百姓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第五，体制外群众思想工作存在空白点。这些年我们国家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过去我们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就是体制内人群和体制外人群的区分。这是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国外几乎没有这类概念。对体制内人群，党和政府可以组织学习教育，而体制外的人群就很难进行有组织的学习教育。这类人群太大了，而且会越来越大，如广大的农村人员、农民工、非公经济部门的从业人员、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其他的闲散人员等等。对这些人群我们怎么样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这是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好好思考。我们中国传统上没有发达的宗教，主要是靠学校教育，以及家庭教育和家族教育，但是现在后者越来越不存在了。这些年为什么宗教发展得很快，就是一些体制外人群为了寻找精神寄托，皈依宗教。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而且直接关乎到我们党的执政能力，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六，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比较陈旧。这些年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虽然有很多成就，但是形式主义严重始终存在。我们的报纸刊物发表的文章空话套话连篇，不少领导讲话也是这样。这样的文章、宣传品老百姓不愿意看，不愿意听。即使其中有一些好内容，也被形式主义的东西淹没了。为什么会这样？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在作怪。为了不犯错误，作者只能讲得面面俱到，穿靴戴帽。所以，要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水平，必须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

再一个就是在重大事件上有时候出现失语现象。特别是在新兴的网络媒体上，这些年我们的宣传工作跟不上形势，对于一些影响广泛的事情，该出来解释的没人解释，该出来说话的没人说话，所以小事情常常变成了大事情。现在是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很多人不看了，大部分青年获得信息靠网络和手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用传统的宣传办法肯定不行，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第七，民族宗教领域意识形态斗争严峻。我们国家民族地区比较多，“三股势力”有合流趋势，暴力冲突事件、极端宗教事件和民族分裂事件不断发生。这里边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好好去思考。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快，人民收入水平不高，但是民族团结很好，民族地区家家挂毛主席像。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饭也吃饱了，衣服也穿暖了，但是主席像不挂了。原因在什么地方？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同时，这些年基督教、佛教发展很快，一些青年人以相信基督教、佛教等为时尚，也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