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海：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和主要任务（4）

第八，国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出现了新的情况。

一是西方的一些大国开始把中国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敌人。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调，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责任论等，其中“中国威胁论”影响最大。这些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还在继续快速发展，国外有人预测不用很多年我们的经济总量就会赶上美国。西方人对中国的发展是很有危机感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一些人特别是美国一些人制造了“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强大了一定会对西方、对周边的其他国家形成威胁。强大了就侵略别人，这是西方一些人的逻辑。但中国在历史上没有欺负过别人，从来没有建立过殖民地，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允许这样，但是西方一些人不理解。怎么样讲清楚这个道理，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讲“中国威胁论”的人很多，最著名的就是亨廷顿，他认为中国目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还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约瑟夫•奈，他也讲中国目前所倡导的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等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当中产生共鸣与影响力，将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认为“中国模式”是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威胁，甚至是严重的威胁。

另外一种就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崩溃论”是上世纪90年代初福山提出来的，当然他提的不是那么鲜明，他讲中国必然要被西方资本主义所征服。到了上世纪末，美国匹兹堡大学托马斯•罗斯基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质疑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认为实际上中国发展没有那么快，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影响很大。到了2001年，有个叫章家敦的美籍华人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中讲：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倒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而且预测中国五年之后必然崩溃，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崩溃论”。现在证明他这个话没有任何说服力，但“中国崩溃论”在世界上的影响依然存在。

还有一种论调就是“中国责任论”，认为中国现在发展很快，应当在国际上负起更大的责任，听起来好像很好，很关心乃至推崇我们，但是这里边有不同的想法。有的发展中国家觉得你是老大哥，你发展起来了，应当出来说话，这是一种善意想法。有一些发达国家认为，你发展起来了，在国际环境保护、太空保护等方面应该更多负责，这个也是对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意见就是不对的了，主要是美国一些人人的意见，他们说的责任，不是说要你当头，而是要你按照美国的意见来办事，要符合美国的标准，包括价值观、政治体制等都要跟它站在一起。所以“中国责任论”的具体含义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要区分清楚。

不要忘记美国人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十条诫命》，是美国情报局多年的总结。第一条,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第二,要尽一切的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第三条，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第四条,经常制造一些无风不起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就种下分裂的因子。第五条,我们不断的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找机会采访他们，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词来攻击他们自己。第六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现在美国人讲的最多的就是民主。第七条，我们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钱，使他们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垮掉。第八条，要用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第九条，我们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于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最后，要暗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一切的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对照一下美国人这些年来干的事情，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就是在按照这样的《十条诫命》来行事，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他们讲的民主是什么先进东西。

二是西方继续依托其经济力量强化其文化软实力，推行其价值观，对我们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在这方面美国人花了很大的力气，花了很多的钱。美国每年要拨出上百亿美元来支持亚洲战略发展研究，每年要拿出将近一百个亿美元给“美国之音”向全世界兜售它的价值观。2012年美国的亚洲基金会“赠与亚洲”活动进入第十个年头，捐赠给亚洲的公益费超过了两亿美元。另外一个重要的基金会在美国，叫民主基金会，资助所谓的理论分子，拉萨的“3•14”事件、还有乌鲁木齐的“7•5”事件背后都有民主基金会的影子。还有一个大家十分熟悉的就是福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组织很多，到2011年6月为止福特基金会已经累计向中国的各种机构团体捐助了2.5亿美元，平均每年提供1500万到2000万美元，也就是说福特基金会给中国学界投的钱是目前我们全国社会科学基金的七八分之一左右。我们不少的学者，包括有的著名学者都用了美国人的钱。通常讲“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拿人家的钱，时间长了就会替人家说话，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况且，有的国家还通过这种合作来收集中国情报，这就更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

三是凭借高科技进行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现在网络战争成为意识形态战争的主战场。中文的信息量在整个国际互联网上占的比例还不到10%，80%都是英文的。至于我们中国政府的声音，我们意识形态的声音就更小了。美国人在这上面做了大量工作，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就非常用力地来宣传互联网自由，很早就意识到互联网是当今世界争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战场。再一个就是在其他文化产品上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比如美国的电影占据了世界总放映量时间的50%，至于正在播放的电影就更多了，占到全球的85%左右。美国还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至于它的几个大媒体公司，像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有美国广播公司发布的信息量非常大，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发布信息量的100倍，是我们国家发布信息量的1000倍。前几年我们很多的新闻都是从美国买的，包括我们的国际新闻。这些年有些改变，我们有些记者到前线去，直接采访，取得一些成绩，但远远不够。

四是西方国家根据我们社会的变化及时调整它的对策。它们对疆独、藏独、台独等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包括帮助建立网站。它们政策很灵活，中国改革进展到什么程度它们就马上推销什么理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我们搞国企改革，它们就给你大量讲私有化理论，讲其他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怎么成功，包括英国的铁路怎么私有化等。后来我们搞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它们就大讲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简单来讲，跟老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主张让经济自由发展，政府不要干预。当我们出现民族问题的时候，它们就大讲人权高于主权，煽动我国的民族分裂势力。当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它们就大讲三权分立、多党制。三权分立美国人老讲，好像是很普遍的东西，我们不少老百姓特别是青年学生由此也认为全世界都在搞三权分立，为什么我们不搞？实际上这完全是误解。三权分立主要是美国人在搞，全世界大部分国家不搞，包括英国、日本和北欧都不搞美国主张的三权分立，它们还保留了一定的皇权。所以不能讲全世界的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立，不是那么回事。

五是打着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文艺作品的娱乐性的幌子推销其意识形态。这些年西方不再公开讲消灭共产主义、消灭社会主义了，而是大讲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价值中立等等，好像比较客观。那么怎么看这个问题？客观上来讲，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多了。社会主义是最有前途的，谁都挡不住的。特别是北欧国家，它们用的很多办法都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包括废除继承权等。我们国家现在继承权的问题才刚刚提出来，实际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就讲得很清楚，未来共产主义就是要废除继承权的，因为废除继承权有利于人人生而平等。因而西方社会尽管还是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很多了，所以它们也不轻易讲消灭社会主义了。虽然它们讲非意识形态化、价值中立，好像很中肯，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它们的理论仍然带有非常强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比如，美国人很多讲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我们一些学者，包括干部都长期不清楚，认为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然要搞私有制，这是错误的认识。市场关系实际上古代社会就有，只不过古代社会的市场关系比较微弱，占的比例比较小就是了。又如，关于民主政治跟多党制，西方一直鼓吹这二者是有必然联系的，只要搞民主政治就一定要搞多党制。由此讲中国共产党是一党执政，所以是专制体制。这完全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中国是一党制，有的说是多党制，这两种看法都不对。我们这个体制不是一党制，我们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共产党执政，其他民主党派参政，怎么能说一党制呢？同时也不能因为其他政党参政就说是多党制，多党制是各党都可以来竞选，我们这个制度则是实行民主协商体制，是中国独有的。这种体制有很多好处，既稳定又民主，可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像现在一些西方国家，看上去很民主，实际上问题很多。它们互相牵扯，互相扯皮，效率很低。还有就是在新闻报道上，西方人总是讲客观性、科学性。但它们真正做到客观、科学了吗？美国《时代周刊》是全世界最公认的客观性刊物，但它们以前出版的很多封面是反映中国领导人或者中国事件的，就很不客观吗。例如我们新中国成立时，它把毛泽东描写成那样一个蓬头垢面的人物，而且周围都是蝗虫，那是客观的表达吗？中国当时就是那个样子吗？所以一定要告诉老百姓，西方人讲的所谓价值中立、所谓非意识形态化很多都是假的。实际上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观念比我们要强，而且要强得多。我们中央编译局接触国外学者比较多一些，这方面的体会是很深的。当然，它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很多方面做得比较高明，就是不把自己的意图暴露出来，使你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走。在这方面倒是应该向美国人好好学习。

六是利用社会科学的某些前沿理论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一些人经常使用的一个手段。在这方面他们也比我们高明，他们经常讲一些新概念，什么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全球化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生态文明理论等。这些理论看上去很好，很有学习价值，实际上这里面充满着美国的价值观。比如公民社会理论，现在很热，它主要讲在现代社会出现了三种力量。一种是政府的力量，一种是市场的力量，还有一种就是公民社会的力量。这三种力量是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社会组织，如各种学会、研究会、校友会、老乡会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会越来越多，政府想管整个社会的生活是不行的，很多社会事务要由社会组织管理。举个例子，美国纽约那么大城市，我们前几年调查发现，它的文化局只有34个人，叫人觉得不可思议。它是怎么管文化的呢？办法是只管制订文化政策，具体的事务由相关协会管。社会越发展，政府管的具体事情越少。这就是“大社会、小政府”的含义。公民社会理论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美国一些人在中国大讲这个理论则是有一定目的的，他们不是想帮助我们利用好社会组织，而是打着所谓公民社会理论的招牌以及所谓民主自治的旗帜，培植与政府对立的或独立的所谓公民社会，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所以说，对一些新理论，我们不是不可以讲，但一定要看清楚它的本义是什么，以及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