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在1958年的关系为何降到冰点

从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苏之间在一些观点和政策方面的分歧逐步显露出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争吵也频频发生。那么，在什么时候，是什么问题，使中苏从盟友走向分裂呢？

一

过去，人们常说中苏分裂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事实并非如此，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并没有根本分歧。

先看对外政策。对于二十大提出的所谓“三和路线”，毛泽东心里可能是不满的，特别是和平过渡问题，似乎否定了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宝贵经验。但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八大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促进和平共处”、“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是当时《人民日报》上经常出现的口号。再看对内政策。过去总认为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提出了一套不同于苏联的经济方针，其标志就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但是，如果把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布尔加宁的六五计划报告与毛泽东的论述逐条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调整工农轻重投资比例、改变工业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经济措施，中苏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可以说，在二十大路线提出的初期，中苏两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当时的情况也不是像人们后来理解的那样，好像中苏的看法完全不同。对于苏共在斯大林评价方面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早就有所了解，并且持一种认同的态度。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曾主动表示，会后将同中共代表团谈斯大林问题。而中共代表团确定的方针是“对斯大林的功过不表示意见”，但同意“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大会结束的第二天，2月26日，苏共把秘密报告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与朝鲜、越南党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反而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这至少说明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在中共高层讨论时认为，尽管对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有所保留，但仍认为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毛泽东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政治局决定，应该表态支持二十大，同时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层。可以看出，对于批判斯大林，毛泽东打心眼里举双手赞成，他只是反对在一般意义上批判“个人崇拜”。

因此，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并没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裂痕，反而更加紧密。在后来解决波兰和匈牙利的10月危机及善后事宜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请中国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中共出面帮助莫斯科缓和与东欧的关系，中苏合作更加密切。在195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清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问题上，毛泽东迅速表态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投桃报李，促成了10月15日《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这标志着苏联开始真正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研制的援助了，中苏同盟关系又上了一层楼。应该说，在1956-1957年，中苏关系处于上升时期。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显示其力量和影响的高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但也就在这时，双方的分歧开始露出苗头。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毛泽东早就对苏联奉行的对美缓和的外交路线不满，这时公开宣布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西方的判断，无疑是在回答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问题，是要规劝苏联改变对美缓和的外交路线。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就是针对苏联15年超过美国的计划，宣布中国将用15年超过英国。毛泽东内心的目标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超过苏联，为此他已经在考虑采取某种不同于苏联的方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想法不久就变成了现实，中苏在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二

1958年夏天，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争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和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然而，笔者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

首先，苏联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是因为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标是针对中苏的共同敌人美国的，其根据恰恰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这里根本谈不上侵害中国主权的问题。其次，毛泽东只是对苏联人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满，他大发雷霆，至多表明一个长期遭受列强压迫和凌辱的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自尊心由于苏联的建议而受到了伤害，赫鲁晓夫后来为此颇感后悔。最后，赫鲁晓夫提出的只是一个建议，中方不同意也就放弃了。从现象上看，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无论如何，会谈的结果是妥协而不是分裂———苏联做出让步，基本上按照中国的条件达成了协议。此时，毛泽东很可能已经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不满。最近公布的捷克档案披露，在1958年5月24日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苏联就确定把“研究制定出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共同措施”作为会议的目的，而且预先准备好了宣言草案。会议根据苏联的建议达成了协议：华约单方面裁军41.9万人；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华约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些措施与毛泽东马上要采取的行动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不过，毛泽东这次发火却没有提到政策问题。同时，赫鲁晓夫也容忍了毛泽东的愤怒，没有使之产生恶果。真正反映出中苏在对外对内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并引起尖锐对立的，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

8月23日，赫鲁晓夫一行离开中国不久，中共突然采取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并引起美国的干预，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综观事态的发展，这件事触怒莫斯科，并使赫鲁晓夫感到无法容忍的原因大概有四个方面。第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明确承认，与赫鲁晓夫见面时“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后来见到赫鲁晓夫，毛泽东又得意地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赫鲁晓夫为此十分恼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还抱怨说，作为盟友，苏联不知道中国明天会做什么。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第二，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请示或与别人协商。对此，苏联大使馆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赫鲁晓夫后来为此大动肝火，他一再向毛泽东强调，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事关全局，而盟国之间应该在重大问题上交换看法，协调政策。毛泽东在会谈中却寸步不让，一副向莫斯科领袖地位挑战的样子。第三，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苏联大使馆的报告指责说，中国的做法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在苏联人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泽东恰恰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第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当即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新式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哪里还像是苏联的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