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在1958年的关系为何降到冰点（2）

三

对于中国此期对外政策的倾向以及表现这种倾向的做法，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确实感到无法容忍了，他认为中苏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于是在1959年6月决定暂时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莫斯科这种违反协定的举动反过来又激怒了中国领导人，其严重后果甚至可能引起同盟的分裂，但赫鲁晓夫显然已经不再顾忌中国的反应了。不过，让毛泽东下决心与苏联决裂的并不是莫斯科的这个决定，而是此后一个月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一次公开讲话。

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心绪烦躁，憋了一口气，就是要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嘴上喊的是“超英赶美”，心里想的却是“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如今“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已经到了东方。于是，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半年后就变成了3年赶上英国，5年赶上苏联，7-10年赶上美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充满信心地提出，“后来者居上”，“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为此，不仅在建设速度上要超过苏联，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于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共创造的“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因此到1958年11月，毛泽东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口气说，中国不久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等着苏联。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快就会超过苏联，又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只要这一切得到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特别是莫斯科的认可，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然而，实际结果却使毛泽东大失所望。尽管中国人的热情和干劲在苏联报刊上得到一片赞扬，但对“大跃进”的很多做法和目标，苏联干部和专家却不断提出怀疑和指责。对于人民公社，苏联的媒体一直保持沉默。在纪念新中国9周年国庆的几百篇文章和广播评论中，只有区区6篇顺带提到了公社，而苏联驻华大使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招待会的演说中，对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竟只字未提。苏共中央认为人民公社是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如果提出批评则会影响中苏关系，所以决定“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后来，由于苏联不少地方干部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公社表现出极大兴趣，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为了避免他们“盲目效仿”中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含沙射影地批评了人民公社制度。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集体农庄群众大会上讲话，回忆并检讨了苏联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与前者相同，这个讲话也没有提到中国，甚至措辞更为缓和，本不该引起什么强烈反应。但波兰报纸在发表讲话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而《真理报》却在7月21日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而且选择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机。那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为彭德怀的万言书发火，这个讲话更使毛泽东怒不可遏，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

四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很多中共干部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当时的心态。毛泽东希望他的创举得到国内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然而，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以及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和非议。庐山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泽东怒气未消，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就在这时，7月28日，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批示：“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并表示为此“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月19日毛泽东又要人去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9月4日毛泽东接连发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庐山会议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所有这些做法都表明，同赫鲁晓夫一样，毛泽东也决心与莫斯科翻脸了。

这时，双方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台海危机反映出中苏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鲁晓夫对此不能容忍，苏联决定给中共一些颜色看；公社问题反映出中苏在对内政策上的严重分歧，毛泽东对此不能容忍，中共决定公开批评莫斯科。于是在1959年10月两国领导人发生激烈争吵后，中苏分别确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相同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中苏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分歧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但“赫鲁晓夫很幼稚”，又“不懂马列主义”，“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而真理在中共一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中共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批判修正主义。因此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处理中苏关系时，“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苏共中央同样认为：中苏友好对于两党两国都是重要的，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必需的，但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共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都存在错误和缺点。因此必须“在坚持我们的原则的条件下克服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此时，中苏分裂已成必然趋势，除非有一方承认错误，从而达成妥协。

1960年伊始，双方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各自的观点和主张，意在规劝和说服对方。劝说不起作用，中共在6月上旬的世界工联会议公开散发批评苏共的材料，试图压服苏联改正错误；而苏共则在6月下旬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试图逼迫中共就范。结果，双方没有一个愿意让步。于是，赫鲁晓夫终于决定撕破脸皮，宣布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使中苏分歧公开化。尽管1961-1962年中苏都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所坚持的原则仍然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而1963年7月的两党会谈的结果再一次表明，中苏之间已经没有妥协余地。中苏同盟的破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冷战史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