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举联防 亮剑“职务犯罪”

“派‘红包’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然而，现在却异化、变味，成为换取利益的手段。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合法违规，只要找人办事都必须送‘红包’。”

“官员的腐败问题往往发生在任职‘一把手’期间，这个阶段对其制约难，犯罪机会成本也较小。”

“惩治就是最好的预防，预防就是最好的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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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记者近日在国家行政学院首次举办的“公务员职务犯罪预防”研讨班上记录的一段现场讨论。

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继1989年后时隔24年再次向全国人大作反贪污贿赂工作报告。从此前十八大的反腐倡廉战略部署到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要求，再到落实“八项规定”和整治“四风”，中国空前重视反腐。

然而，作为我国目前社会腐败中最常见、最严重的职务犯罪，其惩治和预防工作存在哪些困难？今后该如何应对？研讨班上，国家行政学院的专家和来自各省区纪委、市人民政府监察厅、预防腐败局、法院、检察院的公务员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职务犯罪，温床何在？

工程建设等领域集中，“一把手”、乡村基层干部易发高发

研讨中，大家普遍认为，工程建设、国土、林业等行业属于职务犯罪高发领域，同时，在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政府采购、社保资金管理等民生领域也存在潜在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厅长宋寒松表示，近些年职务犯罪不断出现新问题：职务犯罪多发部位随着资源配置的需求、经济产业政策导向和国家投资重点的变化而移动，且向新的领域发展蔓延；一些职务犯罪直接损害民生民利，成为诱发、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涉外案件增多，“裸官”犯罪现象突出，贪官潜逃问题严重；此外，一些非公经济组织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社会组织、中介和行业协会等从业人员居中斡旋，介绍贿赂。

在职务犯罪人群上，县乡村的基层干部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易发高发现象较为突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监察委员会委员朱东风针对2009~2012年广西村两委人员犯罪情况的调查发现，农村基层党建与教育培训机制不健全，部分农村两委人员素质偏低、法律观念淡薄，致使其成为职务犯罪高发人群。在职务犯罪的发生时间上，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陈宏说：“官员的腐败问题往往发生在其任职‘一把手’期间，这个阶段对其制约较难，犯罪机会成本小。”

“一些政府部门具体的职能处权力过于集中，自由裁量权幅度较大，同时因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和深入调研，有时在制定具体政策和指导业务工作时会严重脱离实际，特别是在握有人、财、物实权的部门是发生职务犯罪的温床。”中央巡视组正局级巡视专员祁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