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东方: 世界体系的中心转移（2）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市场改革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的成功发展，而且彻底地破除了后发国家市场改革的“魔咒”———即它们在市场改革中往往掉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置的改革陷阱，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为后发国家和民族建设现代化探索出一条可行的市场改革之路。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崛起的“起搏器”———中国市场改革是最值得研究的内容。至少具有以下几点启示意义：

其一，以渐进主义改革为选择。阿瑞吉认为，“中国的成功恰恰在于没有放弃渐进主义转而

采取所谓‘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3］4。中国改革起步于农村经济改革，而后渐步向城市推开，从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到逐步改革工业、商业经济体制以及各方面体制。关键在于，这种改革以社会承受力为改革适度的临界点，把改革、发展、稳定三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坚持在改革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推广经验，坚持总揽全局、大胆试验、稳步推进，等等，所有这些都确保了中国政府从容地变革其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成功地建立起公私经济体并存和竞争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

其二，以农村经济改革为基础。中国市场改革首先“给予国内市场的形成及农村地区生活

水平的提高以领导作用”［3］364。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未能认识到中国土地革命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成功的土地革命为中国农村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中国农村改革的另一个成功案例是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尽管它们不是规范性企业，但是它们的成功发展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繁荣。吉莉安·哈特(GillianHart)也认为，“中国经济的大量增长可归因于乡镇企业对产业和利润在地方范围内再投资和再分配方面所作的贡献，以及将其用于学校、诊所和其他集体消费形式方面的贡献。”［3］367

其三，走适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阿瑞吉认为，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已经建成自己的工业体系。也许有人说，毛泽东时代的工业体系是对前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模仿。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业化已经具备自己的特质：(1)中国政府汲取了前苏联工业化教训，在稳定农业、保障重工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了轻工业；(2)中国政府还鼓励人民自主培养科技人才，大兴技术革新，提高工业生产力；(3)中国政府还重视工业体系的完备和合理布局，在全国各地依据资源优势建设了配套的工业网络和重要的生产基础、工业中心；(4)中国政府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正确地确立了立足国内市场和面向国外市场的工业化方向。所有这些都为今天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及其相关产业，从容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提供了优势基础。

其四，市场改革始终坚持以政府指导为基础，适度引入市场机制而不是私有化，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规范国内市场、强化市场空间转换和自我修复能力、建立健全防范经济风险的调控机制和抗御能力为目标选择，以积极引进西方的资本、技术和经验而不是引进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原则。

总之，中国崛起宣告了：资本主义的“非自然增长的发展道路”没有前途，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式的“自然增长的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前途，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特色的“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世界资本主义不平等交换的贸易模式没有前途，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主导下的平等的贸易体系；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式的市场改革不可取，取而代之的是以“北京共识”为基础的渐进主义市场改革。

四 阿瑞吉的世界体系论的思想特征及内在困境

从以上内容上看，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具有一些明显的理论特征。具体地说，其理论特征

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虽然阿瑞吉的世界体系分析源于布罗代尔的研究范式，但二

者有明显的差异。其一，布罗代尔着眼于世界史研究，阿瑞吉着眼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及其未来趋势研究。其二，布罗代尔从历史学视域出发创立一种“长时段”研究法，强调了“大历史视野”的方法论意义，阿瑞吉从经济学视域出发创立一种“周期性扩张”研究法，强调了“金融扩张”的方法论意义，所以，前者是历史学的世界体系分析，后者是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看，阿瑞吉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也是不同的。1、沃勒斯坦把社会学与历史学视界融合起来，强调“超长周期”的方法论意义，阿瑞吉把政治学与经济学视界融合起来，强调“体系积累周期”的方法论意义；2、沃勒斯坦着眼于考察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其趋势，阿瑞吉着眼于考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及其中心向东亚地区转移的必然性；3、沃勒斯坦紧扣世界体系、霸权国家、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文化等要素来分析现代世界体系，阿瑞吉则紧扣市场、金融扩张与危机、自由贸易、资本积累、经济一体化等要素来分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尤其看重金融变量的分析意义，提出金融扩张不仅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内源性动力，而且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霸权转移的“前兆”。可以说，阿瑞吉不仅把金融变量视为考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核心界面，而且从经济学视域中推动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第二，以世界主义为视域的世界体系论。弗兰克在20世纪90年代反思世界体系理论时，激烈地批评了沃勒斯坦、阿瑞吉和埃米尔·阿明的理论中包含了“欧洲中心主义”，指责他们的理论戴着欧洲资本主义的“马眼罩”，在欧洲的路灯下观察世界。弗兰克之所以如此指责，就在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始终是指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因而，所谓现代世界体系实质就是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化、全球化；阿瑞吉和阿明一直倾向于使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问题就在于它实质上是指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世界化、全球化。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也承认过阿瑞吉和阿明的世界体系论具有某种“全球的”眼光。在他看来，阿瑞吉将东亚复兴和中国崛起问题作为自身理论的中心议题，也就是将东亚和中国置于世界体系之中、甚至视其为未来世界体系的中心；阿明则将非洲的不平等发展问题作为自身理论的中心议题，在世界一体化视野中提出了“全球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体系”之概念，前者指称欧洲资本主义体系世界化，后者指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总之，从这些资料中不难看出，阿瑞吉事实上已经从整体主义出发，确立了一种世界主义视野，本质性地研究了当今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新情况和发展趋势。

第三，以中国崛起问题为中心议题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世界体系论派中，沃勒斯坦着眼于世

界资本主义的演变特征和规律，阿明着眼于非洲的依附性发展，弗兰克着眼于拉丁美洲(也包括非洲和亚洲)地区的不发达问题，阿瑞吉则着眼于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以及东亚复兴和中国崛起及其对未来世界的历史进程的影响。在他看来，尽管历史上的东亚“纳贡体系”不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畴，但是它对后者的兴起与全面扩张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东亚经济体在今天的复兴和中国崛起已经成了世界体系中最具有发展活力的部分，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扩张在20世纪遭遇的最大“拐点”。可以说，研究中国崛起是合理地把握未来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的一把钥匙，如果我们不懂得中国崛起的实质和作用，不了解它正在成为维护和推动世界和平与平等发展的一支不可替代的现实力量，那么我们就无法掌握未来世界发展的主动权，也就无法改变由西方列强们长期主导的不平等世界力量格局。可见，对中国崛起的系统性研究恰恰是阿瑞吉理论的价值所在。

第四，以论证市场经济的多样性为己任的世界体系理论。阿瑞吉没有像其他世界体系论者那样将资本积累、分工等要素作为考察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的分析指标，而是把它们置于市场经济的分析界面中。他认为，根据斯密的研究，市场经济早在中华帝国的汉代就出现了，明清时代发展得最好，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入侵而衰落；从本质上讲，中华帝国的市场经济是原生态的，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次生形态的，这也预示了西方市场经济必将被某种新的更高级的市场经济所取代，它极可能是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者也极可能是市场经济的第三种形态。可见，市场经济并非仅仅是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人类史上还存在过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它们甚至还优越于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阿瑞吉想向我们证明如下事实情景：从市场经济上看，我们的世界也不是平面的而是弯曲的世界，它容纳和允许多样的市场经济平等地发展，通过相互间的平等竞争，催生某种合理的市场经济体系，因而，就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它既不是纯粹的“国家市场经济”也不是纯粹的西方市场经济，它不再奠基于小农经济而是以现代工业经济为主导，它不是全然的出口型而是以搞活庞大的国内市场为依托，也不是全然的自由竞争型而是以灵活有效的政府领导市场为选择的新型市场经济。这一市场经济论是阿瑞吉理论的一大特色。

不过，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依然带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病和自

身的理论缺陷，它们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自然而然终结论。与其他世界体系论者一样，阿瑞吉也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有一个尽头。在他看来，这个尽头是：1、美国霸权在当代的衰退，2、东亚复兴和中国崛起，它们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事件，它们的“此消彼长”表征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终结即将来临。问题在于，阿瑞吉将这种“终结”理解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自然而然的进程。一是阿瑞吉把金融扩张和危机以及资本积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与转移的力量，不承认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等发展动力因素在其中的至关重要作用；二是把体系扩张的中心转移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终结标志，不承认世界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三是把市场经济的形态转换视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终结载体，不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四是他的体系终结论是无主体的终结论，如果说有什么主体，那也是指市场中的企业和政府，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当代无产阶级在变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历史主体地位；五是他的体系转移不是着眼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彻底解决而是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终结，他反对不平等交换和帝国主义贸易体系，却把这些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霸权的产物；六是只承认价值规律，不承认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可见，阿瑞吉把市场经济转型视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终结标志，不仅是肤浅的、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很容易误导当代无产阶级单纯地诉诸于经济革命，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终结论岂能摆脱自然而然论的纠缠！

第二，经济主义情结。本来，阿瑞吉是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变量的分析功能来阐释世界体系的演变特征，也是合乎情理的活动，问题在于，他的经济变量分析法充斥了经济主义情结。经济主义的兴起与盛行并非孤立的事件，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学说的经济主义解读，实质上延续和套用了缘起于斯密的经济主义思维方式。伴随西方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经济主义思维方式在西方学术界大行其道，尤其在20世纪后期竟然把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顺理成章地解读成资本主义成功。阿瑞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受其经济学背景影响很深，经济主义在其理论中的存在是普遍的。一方面，他把金融扩张视为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成熟标志，把金融危机视为判断资本主义霸权转移的“风向标”；另一方面，他把市场经济的转型视为消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途径，寄希望于新市场经济的问世来取代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在阿瑞吉的理论中，经济变量始终高于其他变量，成为他优先选择的着力点。我们并不否认经济要素的分析功能及其重要作用，可是，这种作用是基础的，并不是惟一的，更不是根本的，就世界历史的演变特征和规律而言，抓住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破解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各个社会状态下的变化情况，这才是关键。尤其需要注意，经济因素尽管重要，但是它的作用需要借助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因而，没有社会有机体的合力作用机制，经济因素的社会作用也难以实现。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社会有机体的合力作用机制，单纯地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推崇经济层面的社会转型，不仅会误导人们，而且会陷入纯粹的经济主义泥坑。因此，我们应当揭露经济主义思维方式的片面性，恢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第三，误解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阿瑞吉肯定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成就；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研究中他又批评马克思误解了斯密经济学。他认为，马克思对斯密的误解还加重了人们对斯密的误解。实际上，斯密并不像马克思批评的那样是一位纯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是资方守护者和辩护人，恰恰相反，与马克思一样，是有限竞争的市场经济论者，是劳方守护者和辩护人，反对市场中的劳方竞争而主张资方竞争，反对自由竞争而主张政府有效干预市场。阿瑞吉认为，中国崛起验证了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真理性而不是验证了马克思理论的真理性，这不是说马克思在当代没有解释效力，问题在于这种解释效力不在中国崛起问题上，而是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如他所说的，亚当·斯密在北京，卡尔·马克思在芝加哥。果真如此吗？这只能意味着，阿瑞吉对社会主义的失望，对市场经济寄予了厚望。阿瑞吉忘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质精神———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我们知道，斯密的经济学着眼于利润率增长问题，而马克思着眼于市场经济中的人的解放问题，阿瑞吉把斯密和马克思都置于利润率增长问题的研究上加以比较和批判，从而得出了上述误解。由此可见，马克思批评斯密的经济学是抽象的，是因为斯密的理论不仅是非历史主义的，而且是纯粹经济主义的，更重要的还是斯密忽视了对经济活动中的人的解放问题的思考。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经济发展忽视了人的解放问题，即便这种市场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也不值得推崇和赞颂，因为它与人的本质要求相背离，而与物的要求相一致。马克思不仅没有误解斯密，而且精准地批判了斯密理论的要害。阿瑞吉从对当代市场经济的思考出发来理解中国市场改革成就，并以此来指责马克思而赞颂斯密，不仅暴露了他延续斯密的纯粹经济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思路，而且暴露了他关心的还是斯密的那个利润率增长问题，而不是马克思的“人的解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