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缘政治：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

地理历来是“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因而人们习惯于以地缘的视角观察和解释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然而，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世界格局的演变突破了原有的地缘框架，出现了一些足以影响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新因素，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币缘和币缘政治。币缘原本是指货币与人们生产、交换及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在全球体系出现以前，各经济体在空间上相对分隔，建立在一国或区域货币基础上的货币关系，本质上是国家内部或区域内部的一种社会关系。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全球体系的基础，币缘就成为了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而币缘政治是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币缘政治是币缘的核心，是左右当代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杠杆。用币缘政治的框架去诠释历史和现实，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变化的先兆。

一 货币本位：世界体系的基础

现实承续着历史，要理解今天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必须对现代世界体系演进成型的过程有所了解。据世界体系理论提出者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Immanuerl Wallerstein)的看法，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曾经存在着许多的帝国，彼此间亦存在着长距离的贸易，但作为第一个具有政治、经济、文明三个层面的历史体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则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

安德烈 贡德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认可“世界体系”的概念，却对沃勒斯坦等人所持的“欧洲中心论”抱着完全的批判态度。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真正起源是白银资本以亚洲为轴心的全球大规模流动。在弗兰克看来，在1400-1800年的全球发展中，货币扮演着重要角色。周游世界各地的货币以中国和印度为轴心推动着世界转动，不断大量供应着血液，润滑着全球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运转。经济史家们估计，从1493年到1800年在殖民统治下的300多年时间里，美洲生产了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70%的黄金，在这些总量超过13. 7万吨的白银中，有超过6万吨运往了中国。贡德 弗兰克进一步分析道，以白银为主的贵金属流向东方，说明存在着商品的反向流动。欧洲通过在美洲开采的白银，保持了与亚洲主要国家间规模巨大的交换活动，得以进入当时由亚洲主导的世界体系。

其实，中国货币体制中并无近代西方的本位货币概念，早期是“谷帛为币”，继而是铜铁铸钱。低价金属铸钱能方便应对日常琐细而频繁的劳动交换，适宜作为小规模交换的商品经济的工具。而金银等贵金属则是当做价值尺度、赏赐之物，一般不流通。在唐朝和宋朝，白银在与西域的交流中偶尔显露出世界货币的职能。到明朝正嘉时期以后，特别是万历年实行“一条鞭法”后，银可以折租税、计粮价、折俸钞，因而获得了价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可见，中国经济从明朝开始出现的货币化趋势，对白银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作为贵金属，白银比铜铁价值高，比金数量要多，便于运输而更具经济性;同时银也比大明宝钞之类信用货币更加可靠，因而最适宜进行高价值、长距离、大规模的跨国商品交换。从“漫长的16世纪”开始，在亚洲、欧洲、美洲之间以白银为媒介展开了大规模贸易，这导致了以白银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依托着白银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葡萄牙和西班牙换取了香料和殖民财富，荷兰人拥有了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和银行，而英国从西印度积累的资本促进了对新工业革命的投资——支持蒸汽机和纺织技术。同时，这些资本还资助了欧洲国家间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政治上推进着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资本主义核心区控制边缘地带的金字塔式的国际秩序。可以说，正是白银资本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商品大交换，积累起仰赖于世界贸易的商业资本，进而催生了导致工业革命的产业资本和现代科技体系，方才导致了欧洲的后来居上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

从币缘政治的角度观察历史，我们更容易发现，世界体系的建立需要有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就是这些基础的最重要的部分。国际货币体系是各国关于货币的制度设计与组织安排，其中最关键之处就是确定以什么作为交换和储备的介质，即确立什么样的货币本位。此外，才是经常见诸报端的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和汇率问题。也就是说，能否确立各国也包括跨国市场普遍接受的货币本位，是国际货币体系能否确立的关键，而国际货币体系又是世界体系的根基。因此，谁控制了确定货币本位的权力，谁就控制世界货币体系的主导权，也就掌握了世界体系运行的杠杆。

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控制者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能够将这种认识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可叹的是，当时处于有利地位的中国明清朝代的统治集团者并无任何金融意识，也没有包括对货币本位重要性的认识;可怕的是，由于他们忽略了以银——这种本土缺少的资源作为货币本位所蕴藏的巨大风险，把关系国家存亡的金融命脉置于他国手中。历史惩罚了无知者：1630 年后的美洲白银短缺，使明王朝迅速败亡;而由英国开始的世界金本位制浪潮，又最终导致了实行银本位制的清朝的垮台。

与葡萄牙、西班牙甚至荷兰相比，英国是白银体系中的“插班生”。然而，它们依靠在1696 年牛顿担任皇家造币厂厂长时重铸了英镑并确立了与黄金的固定比价，靠亚当 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和大卫 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领先于世界的货币思想，靠纳尔逊护卫的海上安全屏障，以几代人数百年的努力完成了对银本位的颠覆。1816年，也就是在英国领导神圣同盟打败拿破仑后的第二年，英国立法实行金本位制，采取以国家铸造金币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本位货币自由流通，把白银作为辅币。随后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效仿，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以英镑为主导的金本位制时代。在货币本位制上，先知先觉的英国人得到了历史的最高奖赏，就是世界霸权。

作为拥有更多黄金储备的国家，英国实行金本位制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铸币税，还可以通过维持金银之间有利于黄金的比价关系，用汇率杠杆进行财富转移。更为重要的是，英国银行可以在金本位体制下自主发行远高于黄金储备的英镑银行券，以支持英国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英镑-金本位”加上固定汇率制，构成了新型国际货币体系。这种贵金属+信用货币的体制，支撑了英国的海外投资和战争，实现上百年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成就了英国的全球霸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经济遭受重创，英镑霸权再无力维持。1931年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标志英镑主导的金本位体系退出了历史舞台。

与银本位与金本位制混混沌沌的权力交接相比，金本位制之间的权力易手则是巅峰对决。靠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支撑，美国以“怀特方案”拆散了约翰 凯恩斯(John M. Keynes)关于战后货币体系重建的构想。在1944年，美国人选择了以“双挂钩”为特色的金汇兑制：让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一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仍然是金本位加上固定汇率制。所不同的是，美元取代了英镑的位置。随着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世界体系的霸权也落入美国手中。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当得知英国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迫切需要美国的信贷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英国不撤兵，英镑将会在投机压力下变得一文不值。英国最终在美国货币杠杆下屈服了。其后的历史多次证明，币缘不仅是一种经济金融的关系，更是一种政治关系，有时还表现为国家间军事的较量。

币缘的核心是币缘政治。与发端于主权、视国家为空间生物、认为地理环境是国家政治行为基本因素的地缘政治不同，作为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币缘政治着眼于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政治关系，体现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金融化的过程。从币缘政治的角度看，支配当代世界体系包括国际政治的主导力量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获利主要通过流水线和贸易的时代不同，金融资本获取利润的方式主要依靠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巨量衍生金融工具，其主要政治目标也成为在于己有利时维持国际金融秩序，于己不利时则修改或改造金融秩序。币缘政治更关注于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货币因素，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新范畴，其核心在于由谁及如何控制币权。

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币权长期被美国政府和华尔街的世界性金融机构所独占。应该承认，在1945-1970年的25年里，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下的世界经济表现十分卓越——在全球经济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增长。然而，以一国货币充当全球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存在着致命缺陷，即所谓的“特里芬悖论”。历史的真实进程显示，与学者预计的悖论相比，冷战的军备竞赛和越南战争导致的巨额军事开支才是压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更重要也是更直接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出于保护自身财富而加紧用手中的美元兑换黄金，这一夹杂着国际间经济政治多种要素的博弈，也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沉重打击。在多种压力下，尼克松政府选择了放弃金本位。这其实是美国转嫁危机的一种主动选择。美国人丢掉了“金汇兑制”，却得到了“美元本位制”。

尼克松把国际货币体系引入了信用货币或纸币时代的轨道，开创了金融史上的新纪元。这是货币史上历史性的一跃。从此，货币不再是一块由金或银制作、其重量和纯度由国王或总统或国家以其权威进行担保的硬通货了。在各国间进行交换的货币，只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纸币或电子符号。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的《牙买加协议》确定实行浮动汇率和黄金非货币化，并允许多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从字面上看，牙买加体系是多元货币体系，而实质上是以美元为本位的信用货币体制。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美元本位制”就是“美国帝权”——一种与大英帝国“自由贸易权”类似的“非领土的权力”。

对美国来说，获得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的地位，就可以向世界提供超量美元和各种债券以及足以淹没全球的金融衍生品。这种摆脱了实物锚定的货币体系，允许金融机构凭空创造具有货币功能的金融产品，使金融资本可以操纵各种金融市场，从而奠定了金融资本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使美国可以金融创新的方式攫取制造业国家和资源类国家的巨额财富，建立以债务国美国支配所有债权国的反常规的新型世界秩序体系。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中同样正确。38年来，美联储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美元和货币性短期流动资产，美国的货币存量(M3)广义货币增加了20倍，引发了全球对美元的信心危机，美国为支持超前消费和多次战争欠下了11万亿美元的国债和50万亿美元由政府信贷担保的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金等债务，美国高度市场化的金融期货市场累积了巨大的系统风险……这些因素的积累使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从本质上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元本位制的危机。之所以要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它与发生在17 世纪和19 世纪的银本位制危机、1929 年和1971 年的金本位制危机一样，是国际货币体系本位制的危机，是撼动了世界体系基础的大危机。既然我们都知道以美元本位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现行世界体系的基石，那么美元本位制危机就将引发导致全球金融体系震荡的激烈冲突。指出这一前景，不是对形势没有信心，而是要正视并防范可能到来的冲击。认清这一点，或许可以使我们汲取教训，不会再次受到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