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东方: 世界体系的中心转移

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Arrighi，1937－2009)，是旅美意大利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国学术界虽然引入了阿瑞吉的主要著作，但对他的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是严重不足的，与国际学术界对阿瑞吉理论的广泛重视形成巨大反差。阿瑞吉的理论拥有自己的创见，是我们全面了解世界体系理论的有益资源。

一、世界体系：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

一般说来，世界体系是指那种以中心—边缘关系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沃勒斯坦、阿瑞吉

等学者认为，迄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符合这一定义，所以，他们都将世界体系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等同，并且互换使用。不过，阿瑞吉在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的引导下对这种世界体系作了一些新理解。

第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不断扩张的。阿瑞吉认为，尽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活了500多年，但是它的本质性并不是过程性而是体系扩张性。这里的体系扩张不是指地理空间扩张，而是指资本主义生产、贸易和金融不断由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扩张，其结果必然是边缘地区的剩余价值不断流向中心地区。马克思也说过，资本投资呈现为结构性的扩张，并且通过金融扩张来掠夺非资本持有者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赚钱，赚钱，再赚钱，这就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必然会持续下去。

第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是周期性变化的。一般地说，周期性变化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危

机的周期性爆发。不过，阿瑞吉的周期性变化则是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变化周期，又称为

“体系积累周期”。在他看来，世界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大的体系积累周期，包括四个小体系积累周期：1、“热拉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2、“荷兰周期，从16世纪末开始，贯穿到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3、“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下叶开始，贯穿到20世纪初期”；4、“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金融扩张阶段”，这些周期几乎都是一个“漫长的世纪”［1］8。与布罗代尔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有所不同，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是以“金融扩张”为划分依据的，这“似乎也不是最具资本主义特色的东西”［1］9，只有金融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最能够表征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本质特征，因为在它的每次扩张的末尾阶段都将是体系扩张的危机时期，不仅构成金融扩张本身的阶段性转变，而且是体系本身的变革时期。

第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之内源性力量。弗兰克曾经提出，沃勒斯坦和阿明都将霸权和资本积累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这是不该有的误判。在他看来，霸权和资本积累都是世界体系发展的动力。与弗兰克有所不同，阿瑞吉认为金融扩张是体系扩张的内源性力量；霸权本身是以体系扩张为目的的，因而，霸权也将以金融扩张为自身发展的内驱力。尤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扩张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关系上看，金融扩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发动机”，因此说，金融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深刻、最广泛的经济危机。因而，无论霸权转移还是体系扩张，都取决于“全系统金融扩张”。

二 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体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老家”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扩张开来，还得益于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体系。一方面，它通过“横向联络线路”扩展开来，自动协调供需关系和价格等要素变化状况，维持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它“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发展不平等交换的贸易体系，造成边缘地区剩余价值流向中心地区，保障中心地区繁荣［1］12－13。正如霍布斯鲍姆说过的，“随着商业交易的快速增加，资本主义经济的地盘可以突然成倍扩大。整个地球成了这种经济的组成部分。”［1］200

一般而论，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类型。阿瑞吉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中，金融全球化是关键，贸易全球化是其运行机制，由此不难理解，尽管金融危机在当代频繁地爆发，甚至是非常严重的，但是，由于支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基础———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完好无损，因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依然继续进行着。阿瑞吉还提出，很多西方人都认为英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贸易经济，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英国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表面上重复了17世纪荷兰资本主义贸易模式，可实质上它率先在世界各地推行帝国主义贸易体系，打着自由贸易旗帜，干了许多与自由贸易宗旨相悖的勾当，正如马克思说过的，英国资本主义贸易经济是血腥的、残暴的、罪恶的；其次，20世纪美国接过英国资本主义贸易体系，同时也接过了它的帝国主义，所不同的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贸易体系采取了法律手段，借助于合法的国际贸易制度和组织以及对他国经济援助和合作等方式，构建一套完整、严密、有效的不平等贸易体系，操纵和控制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命脉，掠夺它们的剩余价值，可以说，美国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也是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

以阿瑞吉之见，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老家”。正因此，根源于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及其世界霸权就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在当代的最典型表现。

其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阿瑞吉认为，根据马克思和斯密的理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机构的内部竞争不断加剧［1］275，进而加剧资本的日益集中，于是，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了，这样一来，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本性非但不被清除反而被全球化和深刻化了。

从实质上看，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借助于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既可以确保资本的国际输出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断扩张，也能够建立那种符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要求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可以说，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的产物。

其二，资本主义世界霸权。阿瑞吉曾经提出：“我们的中心论点是，贸易和生产的全系统扩

张是霸权各个阶段的特征，它以支配集团和从属集团的社会契约为基础。”［2］164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霸权并不能带来公平交换和平等发展，也带不来世界人民的幸福生活。因为资本主义霸权一方面打着保护自由贸易的旗帜，另一方面则不择手段地推行不平等贸易体系，掠夺第三世界的剩余价值，破坏其现代化进程，阻挠其发展。

可见，从根本上讲，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的存在与扩张，是服务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

的，因而，这种贸易体系延伸到哪里，世界资本主义就会扩散到哪里。关键在于，帝国主义贸易体系为什么在当代仍然大行其道呢？其内在的原因极可能是：

一方面，它把计划与市场高度地结合起来。波拉尼说过：“市场经济的典型体制通常只有在

伴有保护主义措施的情况下才可能被采用”［1］326－327；阿瑞吉也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认为，更自觉、更集中地进行计划的德国企业制度已超过英国的制度而成了先进资本主义的典范。”［1］330

重要的不在于自由贸易体系下的市场经济是不是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而在于它是不是把市场与计划结合在一起，只有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自由贸易体系才能实现有序、协调、稳妥的运行，市场经济也才能顺利发展。事实也说明，建立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基础上的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不仅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完善化的基石，而且有效地保障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贸易体系的顺利扩张。

另一方面，它把政权与资本结合起来。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史上看，无论热那亚和荷兰时代，还是英国时代，尤其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一直与国家政权建立着某种联系。英国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恰恰得益于其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支持，使其资本体系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张。在英帝国强盛时期，它的资本到了哪里，它的军队就会跟进到哪里；在20世纪，伴随英国政治势力式微，其资本扩张之势也不断收缩，然而，它的全球性自由贸易体系却被20世纪美国资本继承下来。问题在于，美国资本不仅重现了英国资本与政权结盟的情形，而且还变革和强化了自由贸易体系的帝国主义本性，一方面在国内搞贸易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不择手段地维持其自身的经济霸权。总之，资本与政权的强力结盟，是当代美国资本主义贸易体系的基石。由此看来，要想消除世界的不平等发展，就必须首先消灭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

三 当代中国道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终结

阿瑞吉在《东亚复兴》《漫长的20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和《亚当·斯密在北京》等著作中着重考察了20世纪中国崛起的实质及意义，提出中国崛起得益于中国式的市场改革。那么，中国的市场改革有何特点？

第一，作为一种典型的“国家市场经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市场经济有过“自由主义市场”、“专制主义市场”、“国家主义市场”等指认。阿瑞吉则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坚持“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广交朋友，建立广泛的国家间友好关系”，坚持不对他国搞经济入侵和殖民化，也不在双边(或多边)贸易活动中搞“不平等的交换”，奉行平等互惠的贸易原则；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官僚主义的行政干预，支持积极的、健康的干预政策，这些都确保了中国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而是斯密定义的“国家市场经济”。

第二，作为一种典型的“自然的”发展模式。阿瑞吉依据斯密理论提出，中国市场经济属于“自然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市场经济是“非自然的”发展模式；前者遵循休养生息的“适度发展”原则，较好地协调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后者却严重地依赖于对生态资源的不断掠夺、破坏和消耗，很容易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和社会冲突［3］332。虽然中国也发生了不容忽视的生态问题，但它们不是中国市场经济本身问题而是“移植”西方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老做法的产物，这正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根本区别”［3］333。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市场经济必定会“朝着与欧洲不同的方向前进，因为在方向上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更少而非更多了”［3］335。

第三，作为一种“无剥夺积累”的发展模式。哈维认为，剥夺性积累是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霸权手段，或者是，“以非常低的成本(有时是零成本)释放一系列的资产(包括劳动力)”［4］145－9，来盘剥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快速地完成其自身的资本积累。与此不同，中国市场经济坚持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在对内搞活中，中国快速地推进自己的工业化，但没有出现像发达国家早期以及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所造成的惨烈社会灾难；在农村改革中，切实地扩大农民自主权，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3］364，让农民受惠和有能力快速发展“农业生产力”［3］365；通过城市化建设，汲收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人口流动，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3］392；在对外开放中，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崛起”政策，既不搞军事干涉，也不搞经济入侵，坚持“和平共处五原则”，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可以说，中国的“无剥夺积累”发展道路是发展中国家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