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政治生态特点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2）

　三、美国社会“中国观”的新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面凸现了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相互依存的现实，另一方面，近年来两国经济和综合实力的发展轨迹也使得美国社会的“中国观”（包括对中国形象以及中国扮演角色的认知）出现新变化，呈现在多元和动态中日趋理性和务实的态势，对华好感“普通民众高于政策制定者、商界高于政界和学界”的格局。[19] 其中，美国政界、商界和意见领袖（特别是美国智库和学者）的中国观变化趋势尤其值得注意。

美国政界，尤其是主导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行政部门关于中国发展及国际角色的判断日趋现实。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奥巴马政府中的主流观点，尤其是“知华派”认为，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将促使其继续自身的改革开放，不太可能步前苏联后尘；中国已经建立日益多元开放的社会体制，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革新和适应能力。[20] 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奥巴马政府的主流意见也认为中美之间既不是所谓“中美共治”（G2），也不是“新冷战”，而是兼有竞争和合作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对地区、全球的重要性及其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继续给予充分肯定和期待，认为中国政府关注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而非采取对外冒险的行动，美国应欢迎中国的崛起及其合法角色的扩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不讳言中美两国在双边和诸多国际领域的分歧矛盾和竞争关系，强调要通过规则来管理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坚决使中国的崛起过程符合国际规范和国际法，防止两国出现无序或恶性竞争，或出现战略和安全领域的对抗。[21] 随着近年来美国经济复苏，美国的自信心也大幅提升，在对华政策上日益强调中国要按规则行事。2013年7月10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中美第5轮经济战略对话的开幕致词集中体现了美国政府的这一立场。[22]

奥巴马政府日趋现实的“中国观”强化了美国对华实用主义的“两手策略”，也体现在美国政府对中方倡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反应之中。自2012年初中国政府提出双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以后，美方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在各种双边和多边场合，都认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和战略意义。但另一方面，美方也明确把扩大中国市场对美开放，增加中国“军事透明度”、中方满足美方关于网络商业安全以及朝核问题上的要求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内容，[23] 甚至把中国是否满足美国的具体关切（如斯诺登案）作为检验中方是否有诚意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金石”。[24]

就美国商界人士的中国观而言，一方面，美国商界精英仍是对华印象最为正面的人群。美国百人会《2012年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态度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72%的商业领袖对中国有好感，而普通民众的这一比例是55%，意见领袖是62%，决策者是42%。商业领袖对中国好感的比例较5年前高出18%，也是各类受访人群中增幅最高的。[25] 对于未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受访的美国商业精英认为中国最有可能扮演三个主要角色：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71%）、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70%）、制造业外包的关键目标地区（55%）。其中，认为中国将成为最大消费市场的比例比5年前高出19%。[26]

另一方面，在美国商界眼中，中国既是美方最具潜力的投资和出口市场，也日益成为美国企业强劲的竞争对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在华美资企业的跟踪调研显示，在全球经济整体处于脆弱复苏的不稳定态势下，中国市场的稳定增长对美国企业仍具有巨大吸引力。根据该机构发布的《2012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受访的24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中，近九成企业表示2011年在华运营获利，是该机构过去七年调查中比例最高的一次。其中四分之三的企业看好来年的获利预期，四分之三的企业表示其在华获利情况好于或等同于全球其他市场，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将在未来一年中继续追加在华投资。[27]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档期”，但绝大多数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并没有改变“长期来看中国仍是全球重要的成长市场”的观点。[28] 此外，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的吸引力也同样反映在近10年来美国各州对华出口不断攀升的数据中。[29]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商界也日益感到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压力。美国百人会对美国商业精英的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崛起会对美国产生严重或潜在的威胁，包括持续的贸易逆差和外包引发美国就业岗位减少，而对“中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的担心更是名列受访者对华经济担忧之首。[30] 近来，美方对中方的所谓“通过网络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无端指责也反映了其对中国企业技术升级削弱美国技术优势和市场份额的担心。[31]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2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中国市场对美企业的挑战不断增加，排在前五位的问题依次是日趋激烈的人力资源竞争、行政审批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日益增强的竞争力、不断上升的企业运行成本，以及在华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这些挑战也使得近45%的美国在华企业认为，与三年前相比，中国市场的竞争环境更趋严峻。[32]

美国的智库和学者是影响美国舆论对华认知的重要力量。总体看，尽管美国智库和学者的“中国观”呈现多元和比较积极的态势，但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和美国遭遇金融危机重创的叠加影响，美方智库和学者中关于“中国强势”的论调明显上升。[33] 一些美方的智库和学者认为，中国国内对于美国衰弱论的判断加剧了中方的“过度自信”，而中国的“内部维稳”也需要“对外强势”。[34] 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在分析了美国学术界流行的“中国强势论”后指出，美国学界对华外交“强势论”的流行主张更多的受到媒体（包括新媒体）舆论所左右，往往“缺乏明确的界定，更缺乏严谨的比较”，“与其说中国的政策本身变得强势，不如说是美国的反应更加激烈”。他担心这种“中国强势论”的单一话语很可能进一步压缩美方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公共话语空间，弱化美方学界对中国外交新观念、新政策的敏感程度。[35]

美方智库和学者对中方倡议的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复杂反应证明了上述观点。一方面，中方倡导的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主轴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想得到奥巴马政府比较积极的响应，也逐渐引起美国学术界、思想界的重视。另一方面，美方智库和学者中仍不乏对“中美能否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种种质疑：其一是所谓“吃亏论”，认为中方这一倡议是为了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若奥巴马政府对此认同等于是“单方面接受了北京关于其核心利益的主张”；[36] 其二是所谓“怀疑论”，认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并存”已逐步被“竞争大于合作”所取代，中美应该聚焦如何管理好竞争甚至冲突，少谈口号原则。[37] 此外，认为中美之间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距将放大两国利益矛盾、中美之间冲突难以避免的观点仍有相当市场。[38]

　四、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及思考

美国社会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调整改革的中间阶段，继续振兴经济，特别是增加就业和提高美国经济全球竞争力仍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政策重点。同时，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利于解决国内问题，是奥巴马政府“对内重建、对外调整”政策主轴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美方普遍的共识。在新一轮美国选举周期到来前，美国政府对抓住两国领导人换届机遇，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有着较强烈的紧迫感。因此，中国在未来几年的对美关系中应把握“机遇管理”和“理性预期”的平衡。一方面，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利用“习奥庄园外交”重要成果，积极稳妥塑造两国关系议程，包括在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中增加对议题的设置能力，引导进程；另一方面，充分预见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内政的复杂性及其对中美关系议程可能的干扰，不对两国关系预设过高和不切实际的期待，努力营造两国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正面舆论环境。

如何强化中美之间的“共生关系”，尤其是如何打造中美经贸互利共赢关系的升级版，防止双边经贸关系的矛盾摩擦弱化甚至拖累整体关系，使经贸纽带继续发挥双边关系“压舱石”和“推进器”的功效是美方各界人士的普遍关切。一方面，美方商界日益关注中国经济能力升级后对其产业竞争力构成的挑战；另一方面，美方对中国在美投资拉动就业高度期待，更看重中方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为美国企业创造新的市场机遇。对此，中国应把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升级版与加快自身市场体系完善，以及推进更加平等开放的美国市场准入紧密结合，一是在推动两国投资协议谈判过程中，不仅把双方市场的相互开放视为一个相互让步、妥协和利益互换的外交进程，更将其视为促进中国自身市场体系建设和新一轮改革开放（如金融领域、服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国企改革等）的倒逼机制和战略机遇，凝聚国内共识，促使中国企业在更高层次和更开放环境下培养国际竞争能力。二是善用美地方政府及舆论对中国在美投资的迫切需求，借鉴其它国家在美投资的成功经验，在推进中美贸易投资谈判进程中改变当前对美投资存在的“三多三少”局面，即对美金融投资多，直接投资实体经济相对少；投资中兼并收购多，直接建厂（又称“绿地投资”）相对少；投资分布行业较多，创造就业机会相对少的局面，鼓励各类有竞争力的企业在美扩大直接投资建厂，扩大就业领域及规模，联合打造更多既有就业规模，又对中美关系具有标志意义和战略影响的品牌企业。三是早日启动由中美两国官、产、研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就如何推进中美新型经贸关系的重大议题开展联合研究，为两国政府协商提交政策路线图，例如中美自贸区谈判、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亚太自贸区”等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网络商业安全规范等议题。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进程的加快，美国民众对经济复苏的乐观情绪上升，尤其对中国加大对美投资兴业的期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视中国为“美国就业外流的罪魁祸首”的心态，有助于为加强中美经贸往来营造更好的社会舆论。同时，在美国社会的“中国观”呈现多元和趋于理性和务实的态势下，美国舆论，特别是媒体和学界对所谓“中国发展不确定论、不可知论”有所升温，部分论调在唱衰中国发展的同时，甚至认为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缓解国内社会矛盾，认为中国对外“强势”难以收敛的观点仍颇为流行。在影响美国“中国观”的媒体渠道方面，以往传统媒体单一主导局面不复存在，网络和新媒体对年轻人群影响增大，而中文信息源对美国民众“中国观”影响极其微弱，英文媒体信息仍起决定性影响。为此，强化中国对美的公共外交，推动美国各阶层形成客观、平衡的“中国观”应是中国对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考虑加强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媒体，包括平面和电视媒体直接接触交流的机会，特别是利用各种高访的机会，针对美国公众关心的问题阐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内政外交的施政理念。此外，进一步推进中美两国智库和学者开展学术外交，鼓励两国有影响的智库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命题开展共同研究，对核心概念、基本逻辑、实现路径等形成大体一致的认知，早日形成中美围绕这一重大课题的强大“认知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