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如何“放权”需细致研究和设计（2）

　　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关键是形成行政权力配置的有序化

市场经济从欧洲国家开始建立以来，所有经济学派研究的核心问题都离不开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法人（公众）的关系。其理想的状态是，在信息充分和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发挥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解决因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市场失灵”问题，要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维护市场公平、平抑经济波动、构筑社会保障来体现政府应有的职能，从而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

纵观改革开放35年来的各项改革，我们每前进一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也都前进一大步。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也是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的关键。纵观多年来我国政府改革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破解开来，其实就是三个问题：一个是行政权力边界的问题，一个是行政权力错配的问题，一个是行政权力约束的问题。

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立一个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政府”的要求和这次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的“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由问题倒逼改革，寻求改的方向和给出改的答案，对政府自身改革来说，归结起来，就是要彻底解决好“放权、分权、限权、接权、管权和养权”的问题，从而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层级之间形成一个可预期的、配置合理的、有序运行的权力关系。

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中央政府带头垂范，通过大力“放权”，将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项下放，市场能办的，就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以此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释放出的红利，对拉动中国经济回暖并加速转型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权力下放多少、要怎么“放”、“放”多开，需要细致研究和设计。这里涉及政府权力在竞争性领域、自然垄断型领域和行政性垄断领域的进退，涉及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划分，涉及各政府层级间事权、财权的匹配和限定问题。另外，“放权”也不意味着全面放松管制，“放”和“管”在制度设计中还需要两轮驱动，做到“该放的要放开放到位”、“该管的要管住管好”。

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市场发育尚不十分健全，行政区划还存在历史的分割，尤其是社会组织发育还很不健全。放权之后存在谁来“接权”，怎样“接权”的问题值得考量，需要把“接、放、管”的文章做好。

正如李克强总理强调的，在中央转变职能的“上篇”加快书写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要尽快写好职能转变的“下篇”。中央政府明令取消的，要不折不扣地放给市场、社会，防止明放暗不放、先放后收、虚放实收等行为，还要认真研究放权后的承接主体问题、放权次序问题、放下去后怎么管的问题；地方政府也要有担当、不截留地“接”，有规矩、不藏私地“放”，把地方本级该放的权力切实放下去、放到位，决不能打“小算盘”、搞“小九九”；有章法、不卸责地“管”，把该管的管起来、管到位，规范监管行为，克服随意性。这样，才能让政府职能上下贯通，左右衔接，切实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共同释放转型发展的推动力。

当然，还有一个“养权”的问题。要通过树立良好的政风，营造良好的行政文化，让广大公务员真正树立起永做人民公仆的政府精神，以良好的政风和公信力保持公心、赢得民心和公众的信任，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把群众当先生，认认真真向群众学习。

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切实健全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

《决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在市场在未来的资源配置中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后，政府在强调要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社会管理、加强环境保护、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的基本职责之外，。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变得十分关键，这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决定》因此突出强调，要加强政府在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的作用，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全球经济周期波动的“黑天鹅”事件高发频发，将使得我们不再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在未来的十年，我国利率的市场化、汇率的国际化进程必将加速，我们在充分享有全球化经济红利时，面对的国际经济金融风险度也会大大增加。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预见性、针对性、协同性。

在政府治理的重要政策选项上，还要积极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确立各类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占领产品和产业标准的评价制定的制高点，进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体系完善。

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是必须经历的一个重大市场经济的考验。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